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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教会历史上恢复的路线

圣灵的水流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神福音的工作,如同一道水流。这个水流,被人们称作“圣灵的水流”。神在每个时代圣灵的水流,从未中断一直有,正如诗歌所云:“流经过古圣,又流到众教会里头。”水流所到之处,便有神的工作,又有基督身体(教会)的交通,更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们若想认识圣灵的水流,就需要先来读圣经创世记第二章,那里描绘了一幅神来到人这里的图画;人受造后被摆在伊甸园里,置于生命树跟前,在生命树旁有一道河,滋润那园子。而到圣经末了的启示录,仍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启二二1~2)。这些经文表明神的来如同一道水流,这是生命的水流;在这水流里面有神的生命,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诗三六8~9)。人只要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便能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人可以饮于这神圣的乐河,口渴并愿意的,都能白白取喝(启二二17)。人喝这河水,以享受神的快乐,从而得着神的生命和供应作为满足。直至在永世里,宝座中的羔羊(基督)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启七17)。

使徒行传这卷书,就说到神的工作,记载着一幅清晰的图画。自五旬节那天,神工作的水流从神自己在基督里,带着宝座来的能力,涌流出来。这水流从耶路撒冷开始,流到安提阿,又从安提阿转到亚西亚,经过亚西亚又流向马其顿,并流向欧洲,然后流到美洲,且流遍全世界。随着这水流的涌流就有神的工作,基督福音得以广传,千千万万的人得救。神的子民在这道流里,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交通,并在这交通的流里,越过越丰富。这活水的流,将主耶稣的见证带给人,也使人对基督有所认识,并见证关于基督的事。⑴

实际上,每一个时代,圣灵的水流都是进步往前的;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人来,作祂往前的出口。历代被神使用的人,就好比一条溪流中一块一块踏脚的石头。圣灵的水流要往前,流向哪里,必藉着这些踏脚的石头。圣灵是一天一天,一批一批地把人淘汰;有许多人,仿佛是被圣灵用尽了,无法再藉着他有所作为。于是他们被搁在一边,圣灵又从新在其他人身上起头。⑵ 因此,圣灵走在前头,人要认识这个水流,并跟在这水流里走,是至关重要的。

堕落与恢复

对基督徒而言,不仅要认识圣灵的水流,而且要了解堕落与恢复。从教会历史看,在头三个世纪里,基督徒总共受到十次大的逼迫,人数不减反增,教会发展奇速。在第四世纪初,即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康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统一了罗马帝国。不久,借着他的倡导和政治的影响,许多不信的人受浸或受洗加入教会,使教会变得畸形庞大。于是成千上万的假信徒被带进教会,使其变成基督教国,而不再是教会了。教会在历史上这一次的偏差,乃是因着政治影响并利用教会而导致的。这就是撒但无法借着罗马帝国的逼迫毁灭教会,它就干脆改变策略,想要借康士坦丁大帝接纳教会为国教来破坏教会。但在康士坦丁的时代,基督教还没有正式成为国教。直到三八一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被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他才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到了第六世纪后期(主后五九〇年),普世教皇制度得以建立,罗马天主教正式形成。天主教以圣品阶级凌驾在平信徒之上,并且自居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使信徒听从教皇过于听从神的圣言,平信徒更是没有读圣经的自由。从此,欧洲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就开始了。不但如此,天主教认为地上的君王所管理的,不过是人的肉身;教皇和神甫所管理的,乃是人的灵魂,就是君王的灵魂,也在它的手下。天主教又利用地上的政权来残酷迫害真信徒,凡不归服它教训的,都在被杀之列。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逼迫起头的十二个月,就杀害了一万零二百二十人。那时罗马天主教不亲手杀人,只命令地方政府杀人。罗马教的教规法(Roman Canon Law)里提及,有五个教皇下诏书说,在所有地方国家内,对有不同信仰的人,属世的君王都要把他们全数灭绝。像这样,天主教与政治混杂在一起,以政治为工具,达其邪恶的目的。教皇的命令,不过是政治的举动。教会这一次的堕落,乃是因着撒但欺骗教会,自认为凌驾在属世的政权之上,依靠并利用政权,达到迫害真信徒的目的。就是今天,梵蒂冈还在各国设立大使馆,完全成了政治和宗教的混杂品。⑶

因着教会的堕落,就有恢复的必要。“恢复”的字意,乃是重新得到已经失去的事物,或是将事物复原到正常的情形。换言之,就是这件事物已经存在,在失去或被破坏之后,又被还原成先前的状态,这就叫恢复。简单来说,在神的眼光中,恢复是指把某些事物复原到原初的情形里。今天,神正在恢复某些事物,就是在教会历史中被遗弃、误用、或毁坏的,神现今将其恢复成原初的状态或情形。

恢复的图画,可见于整本圣经。在旧约,以色列人硬着心,做了许多不符神起初心意的事;他们只顾到当时的环境和情形,或传统的实行,并不顾神起初的设计。这只表明硬心并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接着神就从祂子民中兴起一些人来,如摩西、大卫王、以斯拉、尼希米,等等,都是神为着祂的恢复所兴起的。到了新约,神就藉着圣经的启示,清楚地阐明福音和救恩,并告诉人关于教会的实行,以及对正当基督徒生活定下典范和标准。

在旧约,神从堕落的以色列民中间兴起人来,带领他们重建圣殿并再建城墙。那就是在旧约里神的家、神的城的恢复。然而,在新约使徒时代过去之后,关于教会以及正当教会生活实行的异象,就渐渐失去了。各种各样的公会被建立起来,取代了正当的教会。若把旧约恢复的图画应用到今日教会的光景,神必要照着祂的方式,一直在继续祂的恢复。⑷

神的恢复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点很难确准,因为从教会堕落,神圣的启示渐次失去,纯正的信仰纷遭离弃后,神即在祂的子民中,兴起了恢复的工作。早期的使徒们,竭力宣扬纯正福音,除了约翰从拔摩海岛释放出来后在讲台上安然离世,其他人全部以身殉道。罗马帝国下的教父们,亦无不为信仰而争辩,并奉献自己。这都是神为着祂的恢复,要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安排,向众人照明(弗三9)。

中世纪改教运动的先锋

在中世纪黑暗时期,神就首先兴起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约翰·胡司(John Huss),作为改教运动的先锋。神使他们注意圣经,高举圣经。威克里夫,被誉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在他的著作及论文中,明确表示教会并非人为的组织,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由一切蒙拣选的信徒所组成。他又认为信徒可直接与神交通,否定尼哥拉一党的权威。如反对教会的财富及教皇权势,因为教会和执政掌权者过于亲近、政教不分,且僧侣们生活优渥不愁吃穿,教会腐化程度超乎想象。他又翻译英文圣经,组织布道团体,使圣经教训能传遍英国。威克里夫在世时并未遭受逼迫,但在他过世后,天主教以重振教会为由,将异端的罪名加诸于他,不仅将其尸骨掘出焚烧,还大肆逼迫其跟从者。

胡司是威克里夫的学生,他痛批天主教的陋习,但并未提出更进一步的教会定义。他认为教会的头乃是基督,并非教皇,新约乃是教会的律法。他又主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遵行律法。胡司的另一项改革,就是让平民在弥撒中领圣杯。长久以来,教会的弥撒规定,只有神父可以领圣杯。平民只能吃饼,并不能喝杯,因为笨拙的平民可能会将“基督的血”溢出。因此,“杯的改革”成了胡司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撰写的《论教会》(De ecclesia)一书,甚至大肆批评教宗等圣职人员已偏离基督真道,贪爱钱财及滥权等等。最终,他被统治者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为信仰殉道。⑸

德国的改教运动

从教会历史看,通常都认定神的恢复始于改教运动。但这并非说在此之前,圣灵就没有作工,就没有恢复,而是从十六世纪开始才有主要的明显的恢复。

首先,神兴起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来显明“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一五一七年,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的威腾堡(Wittenberg)教堂的大门上,邀请各界进行公开辩论。此举因着印刷术的便利,就震撼了整个欧洲。这个行为是宗教的一个大转机,也被认为是新教(更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改教运动恢复了因信称义、公开圣经等,结束了长达一千一百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带进了欧洲的复兴。这些事虽恢复了,却是将要衰微的,因为改教运动所发起的事,没有一样是完成的,正如写给撒狄教会的书信里所说的,教会改革在主眼中并不完全(参启三2)。改教运动非但没有完全把神对教会的心意成全出来;反之,形成了许多更正教的公会。在许多的更正教会中,如英国的安立甘会(Anglican,又称“圣公会”),德国的路德会等,将教会支配的权柄交给国家的长官,导致政教合一,此乃教会在历史上又一次与政权有关的偏差。这迫使主继续往前。

在路德改教时,有个同时代的人,名叫士文克斐尔(Kaspar von Schwenkfeld),他所认识的灵与生命,都胜过路德。路德所恢复的,大部分是客观的真理,缺少主观的经历;但士文克斐尔却看见,救恩不是道理,完全是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乃是在于人运用他的信心。信什么呢?信那钉死、复活并得荣的神人耶稣基督,祂是赐生命的灵。他又说到得救的经历,必须是个属灵的实际,这个实际借着人的灵和神的灵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这就产生一个生机体,来展览那个神圣属天的生命。他又说,得荣的基督祂那荣耀的性情,变成了人的灵食物,让人能够享受。怎样享受呢?乃是借着吃祂、喝祂。他更是主张信徒皆有祭司职任,选召并非出于人意,乃是由于圣灵的启示和显明。

遗憾的是,路德不能接纳士文克斐尔,甚至斥责士文克斐尔为魔鬼,并要求他离开所在的城市,不愿与他同在一处。无论如何,当时改教里主要有这两派:路德派和士文克斐尔派。换言之,即客观道理派和主观经历派。客观的就是表面的真理;主观的则是深处的奥秘。士文克斐尔虽不像路德那样有名,但他对于灵与生命这条线上的东西,的确有些看见。⑹

重浸派历史简述

当路德进行改教运动时,在瑞士的慈运理(Ulrich Zwingli)紧随着推行新教。一五一九年,慈运理担任苏黎世(Zurich)大教堂教会的神父。他深受人文主义影响,本身反对教会传统、赎罪券和拜马利亚等。在他得悉并阅读路德的著作后,加上当时苏黎世黑死病流行,城中死了好多人口,他又因探视安慰病患而染病,几乎丧命,这强化他要把宗教结合社会作为改革的决心。一五二三年,苏黎世议会主持教义辩论,慈运理发表了《六十七条》,攻击教皇、圣徒崇拜、善功、禁食、节期、朝圣、修道会、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炼狱等等不合圣经的教导。这点燃了瑞士的宗教改革之火。

慈运理的主要贡献,乃是依次讲解新约各巻,认为圣经乃惟一当遵循之法则。他所著的六十七篇短文里,说明得救在乎信,否认天主教之迷信,但未见受浸之真理。反而他的两位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与曼斯(Felix Manz),十分反对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婴儿洗礼。他们希望慈运理能够敦促议会,废除婴儿受洗的习惯。然而,议会中有许多议员,都是婴儿时期受洗的,一旦新令颁布,他们马上就会被逐出教会。在现实政治的考虑之下,慈运理迟迟不敢行动,引起格列伯等人的不满。于是,他们与慈运理分道扬镳。

一五二五年,苏黎世议会举行关于婴儿洗礼的公开辩论,但最终决定保留婴儿洗礼,还通令所有的父母,都必须在婴儿出生八日内完成洗礼,否则就逐出教会。并且,格列伯与曼斯等人私下的研经聚会,也遭到议会勒令停止。命令公布当晚,他们聚集在一起相讨对策。在祷告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圣灵感动,跪在地上祷告,要求格列伯立即为他施浸。格列伯应允了,并正式为他施浸洗。由于他们施行成人浸礼,因此被外人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又称“再洗礼派”。当年,重浸派信徒就大受逼迫,格列伯侥幸从狱中逃脱,却因瘟疫而死;曼斯则在一五二七年,被推入利马河(Limmat)淹死。布洛克逃出苏黎世后,四处传道,也在一五二九年被天主教逮捕,处以火刑。

一五二九年,在马尔堡(Marburg)举行联盟会议时,慈运理与马丁·路德双方企图协调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慈运理反对路德在信徒聚会中保留如唱诗、圣餐等仪式,认为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仪式。路德则认为在圣餐礼仪式中,基督的确是亲自降临。会议至终无法在圣餐礼问题上取得共识,以致慈运理失去支持,须独立对抗瑞士邦联中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但是,天主教与路德派达成共识,并同意处死罗马帝国境内一切的重浸派信徒。

以后短短数年间,数千位重浸派信徒,在世俗政权与教会联手的逼迫下殉难。而荷兰的重浸派激进人士闵次尔(Muntzer),醉心于社会运动,宣称自己有圣灵引领,企图建立一个圣徒王国。他煽动暴乱、驱赶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破坏教会财物,令欧洲人对重浸派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此类少数重浸派信徒,落入改革的极端,导致慈运理、路德和加尔文各派一致声伐。但较为保守并能够真正代表重浸派的团体,仍持守早期的改革精神。一五三三年,在奥地利的蒙罗维亚(Monrovia),重浸派领袖胡特尔(Jakob Hutter),在奥士柏斯(Auspitz)建立了一个名叫布德霍非(Bruderhofe)的小区,实行凡物公用。后来有许多重浸派信徒,纷纷来此躲避逼迫,并在蒙罗维亚建立了许多“弟兄之家”,因此被称为“蒙罗维亚的胡特尔弟兄会”。一五三六年,胡特尔被认定为异端,受酷刑后被烧死。

重浸派的另一个分支为门诺会(Mennonites)。门诺西门(Menno Simons)原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自改教运动兴起,许多事情发生,使他不得不查考圣经,并研读早期作者和路德等改教领袖的著作。直到一五三六年,他才脱离罗马天主教,加入重浸派。他在荷兰及德国各地旅行,每到一处,必将信徒组成教会,藉讲道及写作劝勉他们。不久,这批信徒就以“门诺派”取代了“重浸派”。他们与瑞士弟兄会类似,反对婴儿洗礼,以及教会参与政治事务。他们不服兵役、拒绝宣誓,也不任职于政府部门。十六世纪末,门诺会发生严重的分裂,保守的阿曼(Jakob Amman)与其跟随者,自成一个极为严谨的教派,称为“阿米斯派”(The Amish)。他们衣着一致,不修剪胡须,遗世而独居。即使是现在的阿米斯派信徒,都还维持着中世纪农庄的生活方式,不使用任何电器用品,不照相,并以马车代替汽车。他们持守着敬虔的外衣,却失去了属灵的实际。⑺

总的来说,重浸派看见婴孩受洗之错误,宣扬因信称义的真理,恢复与主灵里的交通,不容宗教仪文、世界等拦阻。亦首先认知“圣品阶级的错误”,并恢复弟兄彼此的称呼。然而,重浸派信徒中也有些激进分子,成为教会历史中最悲催的插曲之一。十六世纪的重浸派,遭受了许多的逼迫,却为欧洲基督教,如后来的英国独立教会、浸信会(Baptists)、贵格会(Quakers)等,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影响。他们有许多诗歌作品是在狱中写成,充分流露为主经历的苦难和对主的爱慕。

加尔文的崛起

一五三六年,法国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被神兴起,他是当时代神的一个最大的器皿。德国的改教运动,使法国受到影响,加尔文的思想也逐渐转变。因为他参加宗教改革运动,所以于一五三三年不得不逃离巴黎。在逃亡中他专心研读圣经,并于一五三六年三月写成他的神学巨著《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当年他又被邀请来到瑞士的日内瓦,致力于福音派的改革。但在一五三八年,有些人反抗加尔文,迫使他逃离日内瓦。之后,他在马丁·路德门下受教达三年之久,又于一五四一年被召回,把日内瓦作为服事和改革的中心。⑻ 最后在苏格兰,于一六三七年,他们才有了一个开始,成立了苏格兰的长老会。

加尔文神学的整个体系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表达得最清楚,因此要掌握这神学体系,非要细心研读不可。这本书后被加尔文修改几次,最初的版本字数只有修订版的五分之一,或译《基督教原理》(De Institutis Religionis Christiani)。此乃改教运动中讲解基督信仰与基督徒生活条理最清晰,系统最分明之论著。他发挥、阐释因信称义与受浸乃神应许之印证的真理,注重神的荣耀、信徒蒙拣选、得救之稳定、信徒努力追求实行神的旨意为蒙召目的等真理,又撰写圣经批注,为当时改教者中著作最富者。由于主张长老治会,为苏格兰改教派所遵,逐步成为长老会之源起。

清心的人形成许多私立教会

受加尔文的影响,在十六世纪英国出现清教徒运动,许多清教徒团体被兴起来。这些团体都是一些对真理有所看见的首领所建立的。比方有人看见正当的浸是把人放到水里,这是对圣经里某种道理、真理的一种看见,有人甚至还为看见这个付上了代价。然后有一班清心爱主的人与他们站在一起,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教会。那就是“浸信会”(又称“浸礼宗”)的缘起。因此从这时起,有了第四种所谓的教会。第一种是罗马公教会(天主教),第二种是希腊正教会(东正教),第三种是国立教会(国教),现在来了第四种私立教会。私立教会最先是浸信会,然后是长老会,再然后是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等等。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没法说出到底有多少私立教会。甚至后来又出现第五类所谓的教会,就是自由团体。⑼

清教徒们视圣经为基本权威,反对尼哥拉党的教训和偶像崇拜,要建立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在一五八一年,有些信徒从英国清教徒中分离出来,以英国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首倡,并兴起了“公理宗”(Congregationists)派别。后来他们受英国国教残酷逼害,于一六〇八年八月移往荷兰,其中有部分信徒又于一六二〇年九月乘“五月花号”移民北美洲,奠立根基,以迄于今。实际上,到十七世纪时清教徒运动已不存在,甚至可以说完全消失了。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清教徒遗留下来的影响,却成为个别清教徒的见证。如十八世纪美国的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十九世纪中期的莱尔主教(Bishop John Charles Ryle),以及英国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和钟马田(David Martin Lloyd-Jones),他们都是清教徒。此外还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头,乃因他们的生命受了清教徒的影响。⑽

虔敬主义运动、奥秘派和英国国教

一六七〇年,有一位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路德会的牧师,名叫施本尔(Philipp Jacob Spener),召聚了一小组信徒在他家中读经、祈祷,彼此鼓励追求活泼的属灵生命,他称这小组聚会为敬虔团契(Collegia Pietatis)。因为当时路德会已落在一种形式的宗教里,他认真研究路德神学,并在此基础上阅读了强调灵性体验和禁欲主义式敬虔的书籍,开始反对理性主义信仰,且展开灵性运动,成为虔敬主义的始祖。一六七五年,他出版了《敬虔愿望》(Pia Desidera),这本书提出复兴路德派的六项建议,掀起了正规的虔敬主义运动。尽管施本尔是一位虔敬的路德会成员,但是他的改革却受到路德会神学家猛烈的抨击,认为他过分重视灵修,轻忽教义。在他的聚会中,教导人脱离传统的仪文,跟随圣灵的带领,只是他的实行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施本尔的改革还是吸引了许多寻求敬虔的信徒,为十七世纪的德国基督教注入了一股清流。

在教会历史方面,一位激烈敬虔派信徒亚尔诺德(Gottfried Arnold),有着巨大贡献。他于一六九九年发表《中立的教会与异端史观》(Unpartei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引经据典,从历史证明许多所谓正统实际是偏差,许多所谓异端反是嫡传。换言之,他说不能因当代潮流而判定异端,必须深入其思想。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中,许多“异端”所阐明的真理,比所谓的“正统”所阐明的还要多。相较于当时普遍驳斥与主流教会不符的教会历史而论,此观点乃是一大进步。⑾ 不仅如此,他曾著了许多书,论及教会问题。他认为当时的教会已偏离了真理,而正确的教会必须回到新约圣经的立场上,才能被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在天主教中间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其中有莫里诺斯(Molinos),是一位很属灵的人。他曾写下了《灵程导引》(Spiritual Guide)一书,教导人如何舍己,如同与主同死,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同时期天主教里有一位盖恩夫人(Madame Guyon),生于一六四八年,两次被囚禁,后又被放逐,死于一七一七年;她对于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如何舍已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她写了一本传记,名为《馨香的没药》(Sweet Smelling Myrrh),是一本生命很深的书,对圣徒属灵生命极有助益。此外还有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虽然一生只在修道院任厨师,晚年却备受推崇,其言论、信件被编辑并出版,翻译成中文的主要著作有《劳伦斯属灵格言》和《与神同在》。他强调要达到与神同在,总要用心与爱,过于用悟性。又有芬乃伦(Fenelon)主教,他极肯为主受苦,与盖恩夫人同工,并释放了很多属灵的道。他们是当时最注重内里生命的一班人。然而,这些注重内里生命的人,自成奥秘派,却没有实行的教会生活,他们仍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境域里。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是英国安立甘教会(圣公会)成立的时期,这是英国国教的开始;他们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却与英国政治联合。因这缘故,就有不同的异议者起来反对国教,持守不同的意见,认为教会应与政治分清界限,不应受国家控制。可是,这些异议者虽大胆指出国教的错误,但他们并未回到新约圣经的教训里,如在教义、教规上仍保持天主教会的传统,设立主教制等。⑿

摩尔维亚教会的沿革

回顾十五世纪初,自从波希米亚改教领袖约翰·胡司被判为异端,遭天主教烧死处决后,部分跟随者随即在波希米亚与邻邦摩尔维亚一带爆发革命,而另一部分忠于福音与胡司教训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亚的肯瓦(Kunwald)谷中群居。他们在那里过了五十年的平安生活,被称为“合一的弟兄们”(The united Brethren)。十七世纪时,他们大遭逼迫,辗转逃往波兰、德国等地避难。有位弟兄叫大卫·克里斯汀(Christian David),原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但他在罗马教里不能得着安息。后来他在萨克森(Saxony)当兵时,听见一位敬虔的路德会牧师讲道而遇见基督。他回到摩尔维亚去传讲他所遇见的救主,讲道很有能力,以致在那里有了一个复兴。然而,立刻就有逼迫兴起,他被赶到萨克森去。在那里,他遇见了新生铎夫(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und Pottendorf)。

新生铎夫生于德国的德勒斯顿(Dresdon),父母皆为敬虔的基督徒。父亲是奥地利的一个贵族,临终时将出生六周的新生铎夫奉献给主。新生铎夫十岁时被送到当时德国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一七二一年,他回到故乡德勒斯顿,担任萨克森国王的御用顾问,并将家打开,让不同阶级的贵族或平民去聚会。与克里斯汀相遇后,在其引介下,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来到了新生铎夫的庄园避难,在那里开始了摩尔维亚的教会,并将这个新的避难所取名为“主护村”(Herrnhut)。

一七三一年,新生铎夫应邀参加丹麦皇帝的加冠典礼,结识了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安东尼(Anthony Ulrich),听见那里福音的呼声。翌年,他们选出数位工人,与安东尼前往布道,这是第一次的国外布道。当时庄园人数已增至六百人,从那时起,陆续有弟兄们出去,分散到全世界许多角落。以后摩尔维亚的教会,或称为“摩尔维亚的弟兄们”(Moravian Brethren),成为当世最有力的布道团体。他们首开海外差传布道之风气,差派的人比任何团体都多,比例也最高。

在宗派林立的十七世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愿意放下宗派的成见,为基督作独一的见证,实是一项大的恢复。他们的合一并非在于外面的联合,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的教会生活十分简朴,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称,无阶级之分。他们弃绝一切的偶像,单纯仰望、祷告、献身福音,并等候主来。他们十分重视儿童与青少年的工作,单身的青年信徒分别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尔维亚教会对主的渴慕,以及圣徒间的彼此相爱,被认为是启示录中“非拉铁非”教会的应验,也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主行动水流的所在。

一七三六年三月,政府宣布将新生铎夫逐出德勒斯顿,他的心里却是充满喜乐。他说:“时候到了,我们要聚集一切在地上作客旅的人,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什么地方主能够自由工作,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往后的十年里,他继续在各处摩尔维亚弟兄们所建立的福音移民区,竭力工作。无论到哪里,他的同伴都与他并肩站立,同心要在神儿女的中间,恢复基督徒合一的见证。⒀

约翰·卫斯理与循道运动

福音派真正的复兴,乃是始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兄弟和怀腓特(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运动,这才真正汇集成为一道洪流。一七二〇年,约翰·卫斯理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就读(Christ Church College,Oxford),毕业后继续进入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深造,二十二岁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其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亦于一七二六年进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就读,并发起了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旨的同好会。后来约翰回到了牛津,便做了这个同好会的领袖。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并乐意赒济穷人。同学们戏称这个小组是“圣洁会”,以后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thodists),形容他们对理想教会的追求。

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应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声,前往乔治亚(Georgia)传教。当他们的船在大西洋时,遇上了暴风,约翰对于同船的摩尔维亚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唱诗赞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在乔治亚的传教工作并不如理想中顺利,第二年查理即因健康问题返回英国。约翰在乔治亚期间,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多有接触,一七三八年回到伦敦后,又继续与他们来往。在摩尔维亚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帮助下,约翰发现自己不能凭着圣洁或律法得救。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约翰不大情愿地走到艾德门街(Aldersgate)聚会。聚会中,他听见了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恍然大悟,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获得了新生。这可视为他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三星期后,约翰动身前往德国,与新生铎夫会面,并参观主护村。

回到英国后,约翰应怀腓特(George Whitefield)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传道。怀腓特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传道人,年幼时家境清贫,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牛津大学半工半读。他在牛津求学期间,认识了卫斯理兄弟,并加入了“圣洁会”。怀腓特的讲道感染力极强,引起守旧派人士不满,教会向他关闭。一七三九年二月,怀腓特开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矿工传道,成千的人流泪相信耶稣。起初,对于在田野讲道约翰有些犹豫,但随后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众信徒讲道。尽管约翰的讲道不如怀腓特那样出色,但是福音却带着圣灵的能力传遍了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得救。卫斯理兄弟和怀腓特劳苦奔波,四处传道,走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带进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所谓的大复兴循道运动,就是出现在一七三九年,成立了第一个循道会社。他们以户外举办的露天大布道会及循道会社的建立为主要的活动。在英国他们主动前去关心社会中一些因工业革命受伤害失业失落的劳工阶级与冷漠的知识分子。从那时起,约翰·卫斯理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于一七九一年三月二日离世,一生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⒁

十九世纪是一个完全的复兴

约翰·卫斯理的循道运动,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欧洲,拿破仑战争带来了欧洲的版图重组,使得人们开始对圣经中的预言产生兴趣,特别是关于主再临的真理。英国境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满足于圣公会的死沉光景,纷纷组成了一些自由团体。他们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热衷于海外传教,并且在各地成立圣经公会。

一八二七年,在爱尔兰(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克罗宁(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看见教会中有许多事是死的,没有生命,只有仪文,就求主指示他们圣经启示神所要的教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经过祷告与交通,他们感觉应该起来照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原则聚会,于是就开始在一位弟兄的家中擘饼。这便是英国弟兄会的起始。这个聚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达秘(John Nelson Darby)。达秘是圣公会的牧师,不久后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并在他们中间解经。以后从他们中间,又渐渐出了几位著名的解经教师,如开雷(William Kelly)、马金多(Mackintosh)、牛顿(Newton)、柏勒(Bellett)等。

英国的弟兄们,恢复教会属天的呼召与教会的合一,看见宗派组织的错误,认识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不应由人意组织而成,而应直接受圣灵带领。他们解释旧约各种预表极具权威,又理清圣经中对犹太人与对教会的预言。除此之外,他们对千年国度、被提的问题,以及但以理书、启示录等的预言解释,都有许多的发现。

这个时期,在英国有许多弟兄被兴起来,除了以上所提的数位外,还有乔治·卡亭(George Cutting),著有《救知乐》(Safety,Certainty and Enjoymen),告诉人得救是可以知道的,恢复了救恩的把握,而全面恢复福音真理。又有郭维德(Robert Govett),看见基督徒得奖赏的问题,发现人固然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却要按所行得奖赏;得救是生命的问题,得赏乃生活的问题。布道家司布真说过:“郭维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时代早一百年,因为所讲的道太过深奥。他告诉人两件事:第一,基督徒有从千年国里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须忠心,必须殷勤;第二,在大灾难前,不是全体的信徒都被提,只有得胜的、忠心的信徒才有份。”另一个极有名的弟兄是彭伯(G.H.Pember),他有许多解经著作。此外,还有潘汤(D.M.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等,后者曾著《联合与交通》(Union and Communion)一书,对基督有极深之经历。⒂

以上这些都是极好的发现,将神不同的真理恢复回来,只是它们皆不能算是神最中心的真理。此后,在英国还有慕勒(George Muller)弟兄被神兴起,他在祷告的事上和对神话语的信心之事上,都有很好的学习。他主张人可以借着祷告取用神的应许,又见证他如何在经济上凭信心生活。在美国方面,有“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CMA)的兴起,其中著名的有宣信(A.B.Simpson)与戈登(A.J.Gordon)等,他们都具有相当大的属灵影响力。他们看见信徒应该回到使徒时代因信而活的经历上,这个看见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宣信又发现神医的真理,有病得医治的经历,但所着重的并非病得医治,乃是复活的生命如何胜过肉身上的软弱,如何因着认识基督为大能者和拯救者而向疾病夸胜。

十九世纪,另有一班人被兴起来,继续内里生命的线。一八七五年,神得着了一个卖瓷器的商人,名叫史密斯(Pearsall Smith)。史密斯看见人乃是因奉献而成圣,这种成圣与约翰·卫斯理所说的成圣不同。史密斯的成圣,乃是借着信心与奉献;约翰·卫斯理的成圣,乃是人在奉献之后所要逐步达到的。事实上,两者都是真理。延续史密斯的路线,是他的夫人汉纳史密斯(Mrs.Hannah Smith)写了一本《基督徒喜乐的秘诀》(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同时,霍普金(Evan Hopkins)与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人,也起来延续盖恩夫人所传舍己的道。他们在德国、英国等地召开年度大会,这些大会就是后来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前身。大会由霍普金主讲,他接受史密斯与盖恩夫人的属灵帮助,对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尽管盖恩夫人所释放的真理,并未在教会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她对许多人有极深的属灵影响。约翰·卫斯理曾说,他恨不得每个信徒都能读盖恩夫人的信息;又说他欠了盖恩夫人许多的恩惠。由此可见,神在十七世纪得着一个女人,藉着这个姊妹,带进了十九世纪的流。

除了霍普金以外,特朗布尔(H.C.Trumbull)也在开西大会中,释放得胜生命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基督徒对得胜生命的认识,以及经历这生命所过的生活,带进了极大的恢复。之后,神兴起了宾路易师母(Mrs.Jesse Penn-Lewis)。她早期身体十分软弱,常病卧在床,在病中读到盖恩夫人之著作,被神兴起传扬十字架的真理,宣扬十字架是神工作的中心和一切属灵事物的根基。她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旧人,恢复属灵争战的真理,认识得着国度在于人借着属灵的争战,替神得着地。她与罗伯特弟兄(Robert)合著《圣徒灵战》(War on the saints)一书,帮助了许多受邪灵迷惑的信徒得着释放。许多属灵的人亦都从宾路易师母得到很大的帮助;神借着她所传扬的信息,叫许多人得着拯救。

韦尔斯大复兴与五旬节的火焰

到了十九世纪末,差不多所有的真理都渐渐被恢复了。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一九〇〇年中国拳匪之乱(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在这暴乱中死了许多基督徒;第二件是一九〇四年间英国韦尔斯(Wales)的大复兴,在这复兴中,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除了福音以外,有许多五旬节的外表现象也在他们中间产生。

这复兴的领袖叫伊凡·罗伯斯(Evan Roberts),是一个二十二岁的煤矿工人,学问并不好。神从卑微的人中呼召了这样的一位,又给他一位配搭哈斯韦尔(Hastwell)。他得救以后,常在废矿坑中迫切祷告,他的祷告只有一个,就是“主啊,折服教会,好叫世人得救”(Lord,bend the church to save the world)。周围的人一面感到奇怪,一面受感动,渐渐就有许多人加入,和他一同祷告;不久,全矿坑的人都受影响,起来一同祷告,而复兴就从这时开始蔓延至全英国南部。⒃

神兴起罗伯斯,恢复国度的真理,带进韦尔斯大复兴;并告诉人圣灵复兴的工作,是借着被折服的人带进来的,且开始对邪灵的工作有认识。与这复兴同时,美国产生一个新的工作,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在洛杉矶艾苏萨(Azusa)街有黑人信徒,经历了圣灵浇灌,开始说方言。此为当代最大的复兴之一,其重要性可与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相媲美,亦即灵恩运动,或称为“五旬节运动”。这个运动在短短数年之间,席卷了欧美各地、印度、中国大陆和南美洲。其影响之大,不光有各种灵恩派的公会出现,还波及罗马天主教、英国圣公会、浸信会等较为保守的传统教会。波及之处,都带来了复兴的气氛。⒄

海外宣教运动

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道运动所带来的新鲜与复兴,唤醒了当时腐败黑暗的英国。他们寻求公义、摒弃恶习,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会革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影响了日后英国的司法制度,也使英国各个福音派公会,得到了普遍的复兴。

英国福音派大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带进了十九世纪蓬勃的海外宣教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初,德国敬虔运动的中心、摩尔维亚教会、以及贵格会等团体,已陆续差遣教士前往欧、美、亚、非等地,并设立了几个相关的宣教组织。然而,普遍的海外宣教运动,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随着航海运动的盛行,以及英国海权上的胜利,循道运动为英国所带来的属灵复兴,至终成了福音化万民的伟大托付,要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于是,差传团体与圣经公会相继成立。最初的,乃是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一七九五年成立,隔年他们差遣了二十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道。一八〇七年,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一八四〇年到南非传道的李文斯顿(Livingstone)医生,均是在伦敦差会的派遣下外出传道的。此会本无宗无派,是一个跨宗派的联合差会,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公理会的附属组织。

一七九六年,苏格兰传道会(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成立。此外,一七九九年,英国圣公会亦成立了行道会(Anglicans of English Church Mission Society)。一八九九年前后,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Barber)就是在此差会的派遣下来到中国。一八〇四年,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将圣经翻译成各地方语言。还有循道会组织了循道差会(Mrthodist Missionart Society),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后来的美以美会。类似的差传组织相继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现,几乎各宗派都有其独立的差会,以专注发展某一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些差传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国际差会,是戴德生所创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一八五三年,戴德生在伦敦的中国布道会(China Evangelic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来到中国,后独立成为自由传道人。当时大多的传教士都在沿海一带作工,戴德生看见了内地的广大需要,遂于一八六五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并成了日后那些所谓信心差会(FaithMission)的样板典型。⒅

复兴洪流到中国

随着西方传教士不断来华,并因着他们的努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福音的门。起初,福音很少传到教育界,达到知识分子;接受福音的多半是一般劳工及做粗活的人。这班人对真理虽不太清楚,但救恩他们是得着了,也相当爱主。从一九一一年之后,福音逐渐被带到中国的大学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前后,从南到北,福音深入教育界,许多中学生、大学生都接受了救恩。同时,主也兴起了极少数中国本地人,向中国人传福音。⒆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中,圣灵复兴的水流就像一股巨流,先倾泄向韦尔斯大复兴,这就像一个坝口,从那里导向西方的美国,又导向东方的印度。一九〇四年复兴的火在印度燃烧,然后从印度流到朝鲜,迎来一九〇七年朝鲜的大复兴。再从朝鲜流到中国的东北,继而带进一九〇八年中国的“东北大复兴”(Manchurian Revival)。以后,这道水流继续流向中国的华北和华中乃至华南。⒇

水流始终是往前的,神为着祂的恢复,酝酿着祂自己的复兴运动,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兴起器皿,来承当教会复兴的责任。若说到圣灵的水流在中国的工作、交通和见证,或者说今时代福音在中国的行动,又或者说主当前的恢复,就不得不首先提起倪柝声和他所带领的地方教会(the Local Church)。因为历史证明,相比较于基督教各宗各派,唯有他们更在意神的恢复这条路线,并承接以往,继续这道生命的水流。故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地方教会的历史,来读一读《地方教会往事录》。


⑴.水流职事站,属灵书报造就类,书号2286,“神圣的水流”

⑵.倪柝声,晚期著作《执事报、复刊敞开的门》(卷一),第二十二期

⑶.香港真理书房,《解剖毒瘤》,附件二:地方教会对政权及政治的态度

⑷.香港真理书房,《解剖毒瘤》,附件五:什么是神的恢复

⑸.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一篇:中世纪改教运动的先锋

⑹.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一篇:引言(主恢复的概说)

⑺.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篇:重浸派历史

⑻.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八篇:约翰加尔文与瑞士法语邦的改教运动

⑼.李常受,《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第十一篇:主在历史中几次重大的恢复

⑽.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八篇:英国改革运动

⑾.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四篇:德国敬虔运动

⑿.倪柝声,早期著作《复兴报(卷四)》,第三次得胜聚会的信息,第四篇:我们是什么

⒀.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五篇: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教会

⒁.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十九篇:约翰卫斯理与循道运动

⒂.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二十一篇:英国弟兄会

⒃.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二十二篇:内里生命派

⒄.水流职事站,《肯定与否定》,一卷第二期(神的经纶):五旬节的火焰(评灵恩运动)

⒅.台湾福音书房,《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第二十篇:海外宣教运动

⒆.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篇:主在中国的行动

⒇.吴秀良,《余慈度传》,第十章:复兴洪流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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