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1956年－1957年）
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被庭审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集会持续十二天，为要引起众圣徒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他们事先告知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及年长的姊妹们，给予机会承认自己是共谋，并且要求其领导教会公开抨击倪柝声为人民的敌人。随后，有两位长老作了声明，但被认为不够妥当，而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则拒绝任何控诉。
一月二十九日，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秘密举行听证会，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地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并从事间谍及破坏工作），在经济上偷税漏税，在生活上和多位女同工有染，并购买摄影机拍摄并私藏色情影片。⑴ 而倪柝声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
就在同一天，人民政府对聚会处开展肃反运动，即大清洗。地方教会大批同工长老，包括俞成华、张愚之、蓝志一、汪佩真和李渊如等人都突然被监禁起来。（逮捕是先从北方开始的，以后到南方，最后到上海）。很快地，在全国各地教会有几千名圣徒先后纷纷被捕（据有人估计，实际数目要高出一倍）。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天后俞成华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拘留审查，由于接受日夜轮流审讯，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了三次。后于四月十二日被“保外就医”，十三日在上海宏仁医院离世。
一月三十日，预先安排的控诉会在人民会堂举行，约有二千五百人参加。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卢伯明副局长做报告，许建国副市长作报告，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次控告公布所有细节，展览照片、“罪证”文件，而这些所有资料都是官方用几个月时间编纂出来的。其间，副市长演讲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些革命分子躲在基督徒聚会所内，倪柝声及他的同伙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是他们有共同秘密的企图。”在会上起来控诉的有二医青年学生许梅骊等。许梅骊当天的控诉，后登在《解放日报》。除了许梅骊，还有陈见真、刘良模等一些发言。
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导，头版新闻栏中刊登了几个大字——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报上还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⑵ 实质上这是特意并公开把他和他的三弟倪洪祖的名字连在一起，以作为间谍证据而专门设计的。倪洪祖曾做过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因为大陆方面保证归还他在上海的私人财产，所以他就从香港返回，可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与此同时，张品蕙被列入“对象”之一，却因高血压及糖尿病影响视力，身体太虚弱在医院受到隔离治疗，也未能参与控诉大会，后被关进监牢，直至一九五七年才被释放回家。⑶
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届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阎迦勒代表北京地方教会积极加入“三自”，带头参与对倪柝声的控诉。他和上海教会的左弗如，都被增选为常务委员（共四名，他们占两个席位）。四月中旬，上海南阳路聚会所的再教育宣告完成。这时，上海地方教会已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阎迦勒一样，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并重新参加“三自”组织。许多信徒不再去南阳路聚会。而郑证光（在福州中洲聚会所）、李因信（在西安）也带领部分信徒加入“三自”。
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后来李渊如和汪佩真，以及其他同工也被判多年的监禁和劳改，有的在狱中离世，有的在文革时期不肯跪拜偶像被处死，有的晚年仍不忘传扬福音。正如圣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书四7）。
对判决的几点存疑
一、指控倪柝声在经济上偷税漏税？数目高得荒唐，甚至超过他曾经参与经营的药厂总价值。
二、指控倪柝声与多名女性有染？试问那个时代的摄影机极其笨重，根本无法保密，况且与这么多人有染，岂能不被人察觉？
三、控诉者左弗如，后来得了癌症，临终时，说了一句话：“我很后悔，我给弟兄姊妹领错了路。”
四、关于“物证”和汪佩真、李渊如等的口供录音？据在场的张锡康回忆说：“我也去看了展览会。会中展览了一些控诉倪反革命罪名、经济罪名和道德败坏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上面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⑷
五、遗憾的是，控诉者许梅骊二〇一一年出版回忆录《难泯岁月——我和上海地方教会及倪柝声》，指控倪柝声真是犯了这些罪错，并把自己放弃信仰归咎于倪柝声。用林向途老弟兄的话说：“要算老账。许梅骊的账有得算：我刚接到一位陈弟兄的信，他也是当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在学习中强迫他发言，他说出了不同的看法，许梅骊便贴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来陈弟兄劳改了二十年。许梅骊后来也没去认错道歉。你害人一辈子，可不是吗？在许梅骊所谓觉悟以后，检举揭发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教会内部的人事，全部交代，以致在一九五六年初教会要开展肃反运动，当局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二百多人。这些血债，你还了吗？许梅骊当学习委员会秘书时，主持发动多少控诉会，硬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扣在教会头上，卖主求荣，可耻之至。请许君今天表个态：全国地方教会聚会处到底是不是倪拆声反革命集团？许君直接间接送了多少人去劳改，这笔账怎么算？最严重的是许梅骊伙同外邦人毁坏了神的教会。说她是全国最大的犹大，并不为过。...我们还为许君祷告过，希望她会悔改。看来她是决心走到底了，一点悔疚之意都没有，还在沾沾自喜。别自以为得计，神的管教报应是不含糊的。”⑸
其它纪要
一九五六年三月起，李常受在台湾带领八周的事奉训练，讲到“召会的三方面”。每天上午三堂课，从周二到周四。晚间继续查读旧约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生命读经，近三百七十人参加。⑹
同年，李常受从圣经里开始看见神的建造，他也从彼前书二章里看见得救包括变化，这变化是为着建造。⑺ 在台湾的福音工作上，几年间信徒已从三、五百人增长到五万人。仅台北召会圣徒人数应有一万六千，人数增长得很快，稳定过召会生活的约有三千人。⑻
史百克第二次访台
一九五七年初，史百克第二次访台，停留六周，有特会和训练。此次训练，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数超过五百。全台湾各处召会的长老、同工、执事、和一切有心学习事奉的，都来参加了。⑼ 另外还有些海外客人，来自英国、美国、丹麦和香港。
有一天，有位同工，就是后来在台湾闹事的领头人之一，他来向李常受提议，安排一个早上，让所有同工和史百克有交通。于是他们就在工人之家，有了一次交通聚会。聚会中，这位同工第一个站起来，请史百克发表他对访台的观感。史百克的回答叫人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当兵的弟兄们，怎么还没有出会所的门，就把帽子戴上去了？”李常受非常惊讶这么一个属灵的人，这么一个属灵的职事，怎么会摸一个戴帽子的问题？
在史百克提出这个问题后，杜焕章回答说：“史弟兄，恐怕你不知道东方的风俗。在这里，军人到处都是不脱帽的，但弟兄们来聚会，是根据林前书十一章的教导，脱下帽子；等到聚会结束，一宣布散会，就把帽子戴上了。”杜焕章的话一讲完，史百克就很强地说：“你们是跟随风俗呢，还是要跟随圣经？”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个擘饼，散漫无章，既没有主持的人，也没有一条路线。”众人都闭口无声，没有人再谈下去，这个交通聚会几乎是不欢而散。
在屋子里不戴帽子，是英国的风俗，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是说，男人祷告、讲道，不可以蒙着头（林前十一4）。弟兄们所行的，是照着圣经，而史百克照着英国的风俗来定罪，并不公道。再则，史百克摸军人戴帽子这件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像吃肉的定罪吃蔬菜的，或吃蔬菜的定罪吃肉的。另有一天晚上，几位长老和海外来的客人，共十几位弟兄，在从前北楼的长老室有交通聚会。有位弟兄忽然说：“请问史弟兄一件事，在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这五个地方哪个对，哪个不对？”李常受一听就知道麻烦来了，但又不能不翻译，只好照翻。这个问题正好给史百克机会，来打击召会立场的问题。先前在工人之家，一百多位同工和史百克谈话时，他开头就说：“我第一次来看见一些事，但是我不说，我是准备再一次来才说。”所以他是有备而来，要打立场的问题。他回答那位弟兄说：“这几个召会没有一个对，都是相对的对。”弟兄又问：“请问史弟兄，相对的对，相对什么呢？”史百克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说：“谁基督的身量多，谁对得多。”意思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弟兄们都不说话，当时李常受作翻译，也不便讲话，他只采取不干预的态度。⑽
再有一个晚上，众人又聚在一起。当然，众人里面都知道有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背后有个很难解的结，谁也不愿意去摸，所以都静默无言。这一次，李常受觉得他不该再不干预，应当表示他的态度，否则只让张晤晨、张郁岚和史百克应对，很对不起他们。在众人静默之后，他开口说：“史弟兄说一个地方的聚会，对与不对，或对多少，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我们的弟兄这两次来，对我们讲道时，很推崇麦尔博士（F.B.Meyer）。我也读过他的书，得着相当的帮助。没有疑问，他是有一份基督的身量，但是我愿意请教，他一直到死，是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到死，都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Organized Christianity）里。那么，能不能根据麦尔博士身上那份基督的身量，说他所在的那个组织基督教，是相对的对？”这个道理很清楚，史百克若说是相对的对，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一面定罪组织基督教，一面又说，对得多或少只看基督的身量就可以。
当时，李常受的态度很客气，话语温柔而沉重，所以没有一个人讲话。有一位丹麦来的弟兄，他很聪明，坐在一个高椅子上看光景。李常受看他们都不讲话，他又接下去说：“这三百年来，凡注意内里生命的人，许多人都从盖恩夫人得着帮助。谁都承认她的确有一份基督的身量；她不只是有一份，而且她那一份相当可观。今天在座的人中，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基督的身量比盖恩夫人还高。那么我请问，盖恩夫人在哪里？她在天主教里，在我们大家都定罪的天主教里。我们能不能因为盖恩夫人有那样高的基督的身量，就因此说她所在的天主教，是相对的对？”
李常受说完这话后，没有人回应，他就继续说：“这是历代基督徒的实例。现在我们再从圣经找出个例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照圣经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属灵的人就是但以理。当被掳的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时，若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传道人站起来，告诉大家，在耶路撒冷和在巴比伦，没有什么两样，全在乎你属灵的身量。那么就但以理而言，谁也不比他属灵，但他没有回耶路撒冷，他还在巴比伦，所以是不是只要属灵就可以了？”这时他问那位看光景的丹麦弟兄：“弟兄，你看这个传道人怎么样？”他没有回答。李常受就接下去说：“属灵程度是一件事，你所站的地位又是一件事。但以理所以没能回耶路撒冷，是因为时间不许可。他虽然没有回去，但是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下祷告神。那开启的窗户，就代表他的心情。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他是要回去的，这是圣经的记载。”
在这次交通后的次日早晨，照样是训练聚会，会中史百克说到基督，说到一个地步，脸色变了，声音也高起来了，他公开反对召会立场，并且说：“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把召会弄成小召会，就是要适合你们这个立场。”李常受站在他旁边作翻译，心中一凛，但还是不动声色地翻出来了。那时，他里头真是痛，真是难过。散会后，他从会所走出来，有位弟兄跑来问他：“李弟兄，发生事情啦？怎么一回事？”他不便告诉那位弟兄，只说：“安静、安静，慢慢来。”那时，弟兄们为了接待史百克夫妇，和从美国、丹麦来的几位客人，特别在临沂街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装修整齐，接待他们。同时，安排三位姊妹照顾他们，尽力照英国人的规矩，下午三点多也有下午茶。
当天下午茶时间，李常受里面觉得应该去看看史百克，他就去和他们一同饮茶。用过下午茶后，其他人一个个都告退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他对史百克说：“我下午来，是愿意让你知道，我们直到现在，对你个人还是非常尊敬，对于你的职事还是非常推崇。请你安心。”他是恐怕史百克这样一闹，这五百多人的训练就成了泡影。不料，史百克听了之后竟然若无其事地说：“有什么不对么？”李常受对他说：“从这几天接触谈话，我们看出来，你对我们非常注重召会的实行，特别是关于召会的立场，很不以为然，但是不要因这事起了嫌隙，我们对你还是很尊敬，对你这份职事还是很推崇，这是我来的目的。”史百克拍拍李常受的肩膀，说：“弟兄，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我和他们一样，一点也没有问题。”李常受回头就把史百克的话，告诉张晤晨和张郁岚。他们心知肚明，这些都是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当然，后来的日子，史百克很谨慎，不再谈召会的实行和立场的事；李常受更是尽力不谈，他曾劝过弟兄们，不要再问关于召会实行、召会立场的事，因为那是谈不通的。
之后，史百克就离开台北去香港，在那里也有聚会，他希望李常受能陪他去，再为他翻译。李常受觉得无论如何，史百克比他年长十多岁，又是远来的客人，既如此表示，他就愿意同去。过程中，史百克几次邀请李常受去访问伦敦贵橡（Honor Oak），就是他尽职的地方，但李常受没有立刻回应。⑾
关于史百克的这次来访，给地方召会造成了难处。他认为地方召会所走的这条路，各方面都好，只有一件事不对，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召会的立场，也就是召会的实行。他拒绝地方的立场，不仅定罪立场，而且厌烦立场。他的论调一出来，就鼓励了那些倾向独立，愿意自由行动的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无形中鼓励人分裂。⑿
谁不愿意合一
在史百克离开后，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觉得，应当积极的，越发实行所看见的地方合一立场。于是就去接触两个在台北奉主名聚会的团体；一个是植物园旁边的基督徒聚会处，一个是南京东路礼拜堂。弟兄们诚心诚意为着主的见证，要与他们合一，和他们有诚恳的交通。因着那时，台北召会人数多，产业也多，有好多个会所，弟兄们恐怕他们担心，就一再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答应众人合一，弟兄们就把长老职分完全让给他们，也把召会一切的产权，无条件交出来。然而，谈到末了，他们还是愿意自己独立，不愿意合一。
弟兄们第一次与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们交通合一的事时，他们说要祷告。过了一周，孙丰露、张郁岚、杜焕章和张晤晨，四个人又去接触他们。他们的答复是：“在我们看，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召会，我们还是独立好了。”张晤晨的个性比较直，就对他们说：“弟兄，若是这样，这个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诚心诚意，愿意合一。”至于南京东路礼拜堂，他们的负责人吴勇长老与弟兄们交通说，他们对合一的看法，就是保持南京东路礼拜堂，然后谁请他们，他们就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合一。由此可见，地方召会乃是接纳所有神所接纳之神的儿女，不是闭关的，也与闭关弟兄会有很大的不同；愿意合一，可别的基督徒团体要么赞成独立，要么保持他们的现状。试问，责任在谁？⒀
史百克访台带来的难处
与此同时，同工中发生难处，有位领头的，极其推崇史百克，持不同的观点，就引起他与其他弟兄们激烈的辩论。后来，这位弟兄于四月份离开台湾。一年后，李常受应邀访问英国顺便去看望他，他说，当飞机从台北起飞往香港时，他里面的流就切断了，一直没有恢复。⒁
另外，有几个青年同工（徐尔建、史伯诚、魏建章、何广明、林三纲）受史百克来访的影响，里面开始有了异议。早在一九五三年，他们都在台北三会所，有个特别的追求，就是追求史百克所有的信息。他们的追求不过是个表面工夫，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小组，以后想用史百克的东西，来反李常受。他们都从大陆过来，弟兄们很看重他们，并愿意成全他们，后来他们也被安排在台湾各地召会服事。可他们并不知足，因着高傲而被仇敌利用。在上海时，他们是受过李常受带领，有的甚至在倪柝声恢复尽职前，从未见过倪柝声，但他们后来背叛时却在各地声称是受倪柝声带领的。⒂
其实，在史百克第二次来台前，问题就已经潜伏在他们中间。并且，在史百克离开后，就写信给他们中的徐尔建，他在信中说：“我非常坚守基督为召会的根基和基础，也坚信凡在基督里并在基督这根基上聚会的，都是在召会的立场上。这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明白召会的全部意义，但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祂的召会，即使仅仅是两三个人。”若是如此，举例来说，台北有六万圣徒，那么是否可以有二万或三万个召会呢？那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百足虫了。不错，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是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主就在他们中间；但那不能构成召会。因为十七节也提到，当两三个人不能解决犯罪之罪人的问题时，就要告诉召会。可见，两三个人和召会，并不是同位语。⒃ 史百克的这个说法是扰乱听闻，叫认识不够的人受蒙蔽。然而，后来徐尔建写信给李常受，就摘录史百克的这段话，来支持他的异议。⒄
对此，李常受认为，史百克有他一定的道德水准，他并不是居心来破坏主的恢复，他有他属灵的看法。他虽赞成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主的召会。但他不应该根据他个人的属灵看法，也因着无法接受地方召会强调“地方”的立场，来写信给地方召会的青年同工，表达他的异议，而造成地方召会中间的难处。
其它纪要
一九五七年三月，台北召会有第五次的“属灵训练”，查读以西结的异象。
秋季，全台有十天的特别造就聚会，弟兄们要求李常受，彻底将立场的问题讲清楚。于是他就释放了三十几篇关乎召会立场的信息，后被刊载在《话语职事》里，题目为“召会的见证与立场”。⒅
同年，李常受访问马尼拉，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⒆ 另外，召会生活也扩展到日本，日本的工作就开了头。⒇
⑴.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八章
⑵.张锡康，《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九章
⑶.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九章
⑷.张锡康，《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九章
⑸.林向途，“许梅骊所谓出书一年来的回顾”
⑹.李常受，《召会的意义》，训练规则说明（P.11～16）
⑺.李常受，《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第十八篇
⑻.李常受，《划时代的带领－召会的扩增与开展》，第二篇
⑼.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六篇
⑽.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五篇
⑾.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六篇
⑿.李常受，《划时代的带领－新路实行的异象与具体步骤》，第三篇
⒀.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九篇
⒁.李常受，《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十五篇
⒂.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七篇
⒃.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九篇
⒄.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八篇
⒅.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十篇
⒆.李常受，《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一百十四篇；《划时代的带领－召会分项事奉的建立》，第十一篇
⒇.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