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1986年）
封志理散布消极的话
二月五日，封志理经过西雅图时，与堪伦·约珥（Joel Kennon）和史密斯·戴克斯特（Dexter Smith）见面，散布消极的话语。他忿忿不平，“不同意李弟兄实际的带领”，说“我们都应当有自由跟从灵”。他又说到“李弟兄的错误”，并声称“在台北所发生的事不是复兴”，在那里的召会不过是“救了一些人而已”。⑴
二月下旬，李常受在长老训练中，说到神命定的路，也说到同心合意。他告诉众长老：“我不再容忍我们中间的光景，并且我从主领受了负担，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也说我像基甸一样吹号，呼召凡愿意完全同心合意为着基督身体权益争战的人。我的意思不是所有弟兄都必须完全与我是一，我也不是说凡不跟随我的就不再是主恢复中的召会。但我的确要那些不跟随号声的人不要批评或反对。因为凡批评并反对的人会制造难处，甚至可能造成分裂。”⑵ 针对封志理多年的难处，以及对他的大加批评，他也略微提及说，他曾为一位弟兄受了十五年的苦。但他仍然遮盖封志理，没有在会中提到名字，有些弟兄还以为李常受是在说他们。⑶
在出版的事上，李常受着重强调“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他说：“我们若对主的恢复认真，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在难处上的牵连。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帮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我盼望你们有些弟兄多多发展并解释我所释放的一切信息。不要仅仅说一些论点，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和‘风味’，这使味道改变，把我的信息破坏了。…我不狭窄。我愿看见你们众人都成为神大用的仆人，那是何等美妙。但我不喜欢看见一些人仅仅重复我所说过的，假装那是他们的作品，带着他们的风味和色彩。…照着我可靠的观察，那些刊物没有新的亮光或生命的供应。其中也许含有一些圣经的道理，但任何生命或亮光的点，都采自水流职事的刊物。几乎没有一项生命或亮光，是我们的刊物所没有论到的。
这不是说我很能干或很有知识。这全在于我们主宰的主有没有给你这一份。即使我在中国大陆写了一些书，我也从来不敢自己出版什么。我不喜欢有另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必定是一，所以我们必须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有些人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撰写并出版他们自己的材料。这不是他们的份。…我劝你们众人要顾到这事。你必须吞没异议，不要让异议吞吃你。”⑷
参训弟兄们联合签名写信
在训练最后一天的早晨，李常受接到一封长达二十七页的信，其中第一页是信的内容，其余二十六页是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的签名，所有的签名标明是来自各地召会的参训者。这封信写于二十一日，内容是：
“亲爱的李弟兄：听过您在这次长老训练中的交通后，我们都赞同在主的恢复里要有新的开始。为此，我们都赞同要同心合意，并且单单藉着祷告、那灵和话，完成主这新的行动。我们更赞同在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素质、外表和彰显上成为一，以实行这恢复。我们废弃众召会中间所有的不同，以及向着职事、职事站、和其他召会所有的冷漠。我们赞同我们所在地的召会与全地所有的地方召会一致。我们也赞同跟随您的带领，是您将神新约的经纶带给我们，并且引导我们进入实行。我们赞同这带领对我们的一是不可少的，并且承认在主职事里的一个角声，以及我们中间一位智慧的工头。
我们更赞同在我们所在之地，绝对以新路实行召会生活；在家申聚会里，藉着并基于家中聚会建造召会；带领每位肢体习惯尽功用，无意倚靠任何伟大的讲员；以教育的方式教导众圣徒认识基本真理，使他们能教导别人，以传播真理；在生命的长大上建造圣徒，使他们能供应生命给别人，彼此牧养，并照顾退后的人；带领众圣徒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传扬福音；尽可能避免领头；并且有家中聚集，在生命上养育圣徒，也有大聚会，在真理上教育圣徒。我们赞同前面各点都是照着神新约经纶而有的清楚且明确的圣经教训。最后，我们赞同这新行动的成功是我们的责任，并要起来以我们约合人劳苦并竭力，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忠信到底。您为着主恢复的弟兄们敬上”。⑸
关于出版之事的交谈
二月二十二日，也是在安那翰长老训练的最后一天，李常受和封志理有敞开的谈话，另有杜焕章、陈泽全、余洁麟、林鸿四位弟兄在座。在谈话之先，封志理很紧张，并且告诉陈泽全说，李常受要把他挪去。事实上，李常受主要提议两件事：第一件，建议他回到香港时，应当向长老们敞开，接受他们的交通；第二件，关于出版的事，他应当晓得有著作权法，如果他要出版李常受的文字，就应当和水流职事站多有交通。另外，当李常受查问他在西雅图所说的话时，他无言以对。于是，李常受告诉他：“虽然我知道你将我当作属灵父亲，但按照你在西雅图所说的，我很难作你的属灵父亲。”关于这次谈话，后来陈泽全见证说，方式是充满关心、关切、和为父的心。
在这之后，李常受还对封志理说：“以往在你的《生命树》杂志上，你用了我的许多著作，却加上很多窜改，而不指明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的。我一直容忍这件事。但以后，你再不可窜改任何我的著作，并且在你的刊物上应当清楚的交代，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又征得许可使用的。否则我不同意你用我的文字出版刊物。”至此，封志理就停止出版那份杂志。
三月六日，李常受在台北写信给香港召会的四位长老，告诉他们他在二月间与封志理的谈话，并建议：“切望兄等为主之故，完全向封志理弟兄打开，将兄等对他的感觉，无保留的，用爱心逐一说出，加以忠诚劝戒。深愿封弟兄肯接受兄等忠告，使主的恢复不受亏损，使港中召会不受破败，也使他不至失去在主手中之用处，而得蒙主身体的保守。”
签名册的意义重在与职事为一
三月三十日，南加州的英格斯很强地为着同心合意以及职事说话，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特会里说：“当你离开了职事，你就是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当我们离开了职事，我们就已经堕落了；…职事把生命树带给我们；…职事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忠信以至于死；…当我们接受职事，…我们就得着隐藏的吗哪，…职事对我们就像晨星一样。…主是藉着职事回来，…职事把七灵带给我们，…以及藉着持守职事，我们就成为非拉铁非。”由此可见，李常受在二月份长老训练中释放的同心合意的信息，仅仅一个月后，这篇信息就被英格斯在别处释放出来。这显明李常受的信息，在弟兄们中间得着印证，并且讲的人向着他的职事是非常积极的。⑹
四月十一日，李常受考量了二月份参训弟兄们联合签名给他写的信，他多少有些担心签名的弟兄们不完全认识他们信中所说一些话的意义，所以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对该信之恳切、真诚、忠信的关切。他回信说：“亲爱的弟兄们：收悉诸位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及签名册，至感。深感亏欠，迟延至今始得暇覆函致谢，至感诸位签名信中所表之意。与职事为一乃重大之事，其影响极为严肃。其适切定义非为跟从任何人，任何道理，或任何运动，乃按主异象而与主今日之行动为一，并与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愿主怜悯并施恩与我们，不使此一举动遭人误解、误用，予仇敌撒但有可趁之机，而阻扰主今日之行动。甚愿此一举动合于主用，吞灭已过甚至已存在我们中间一段时日，不合一之毒菌。愿主记念诸位所致美意，并祝福诸位在祂里面之劳苦。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李常受启”。⑺
这封回信是以交通方式写的，含有很强用意，要使签名弟兄们对与职事为一的正确定义，有深刻印象。按照其中措辞，李常受的复信向弟兄们指出，他们信中所表达与职事为一的方式，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解或误用，而造成难处。他说这种误解或误用，很可能围绕在高举一人的想法上。有虑于此，在回信中他提醒签名的弟兄们，与职事为一的适切定义，乃是与主的行动为一，“并无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因此，在李常受复信中所表达的，可视为警告。他给出这个警告，或许是因为当时他里面的直觉。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回信后，仅过了二十个月，其中约有六位就收回他们的签名，定罪同心合意。他们竟像反背之弓，把箭头转向射箭的人。他们自食其言，忽视他们所接受并承认的真理；不顾他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宝爱、高举、推展的主的恢复；行事不像君子，反而是密谋毁坏李常受职事的不真诚之人；不看重他们在那忠信之主前的忠诚；并且起了改变，暗中勾引别人加入他们在黑暗中的背叛，遂行他们的计谋。对此，李常受回应说：“由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签名之信的全部意义，乃是向我保证，他们为了主的恢复，愿意并忠实的保守同心合意。如今以上所提那六位，因着他们不稳的体认，有了变动。无论他们的体认是什么，没有人能否认，照着神圣的话语，同心合意不仅是对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使我们能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在一起工作。在我们中间，不该有人称义或推动主行动中的不一与不同。”无论如何，后来背叛的情形都已真实地应验了他的警告。主宰的主凡事都知道，并主宰一切的事。
进一步劝告封志理
四月期间，香港召会的四位长老接到李常受的信后，其中有两位从香港到台北来见李常受，交通封志理的问题。他们回到香港时，李常受于四月二十六日又写了另一封信给那里的长老，列举封志理在前一年所说的那些暗示的话，并指出这些批评的严重性。他们进一步劝告封志理，最后封志理写给李常受两封信，向李常受道歉他出版希中英对照本。虽然如此，但他心里仍是产生不满和怨恨，认为李常受是在公开地责骂他。
来自斯图嘎召会带领弟兄的误解和摩擦
五月，因着在德国斯图嘎召会服事的苏民强的邀请，由于李常受繁忙，无法亲自前往，就有五位弟兄从美国代替他去那里访问。期间，腓力斯·本生说了一些有关水流职事站的话。他是在出版书刊和录影、录音带的范围内说那些话的。而格雷富瑞（Ray Graver）因为斯图嘎水流出版社不是用水流职事站的设备，乃是用他们自己的，又为了李常受到斯图嘎时，水流职事站的录影和录音设备与斯图嘎水流出版社的线路都能配合，就问起“线路从何处架设，录音室在何处”的建筑蓝图，提议在斯图嘎的弟兄们把“蓝图”交给李蒙泽（李常受的儿子，当时为水流职事站经理）看，以得着相当的帮助。本来这些事都是在出版书刊和录影、录音带的范围里，为着彼此得着帮助，与斯图嘎召会的事务无关，却被斯图嘎召会的几位带领弟兄误解，看作是某种“暗示”或“干涉召会，李蒙泽寻求权力、想要控制众召会”的证据，其中至少包括了克汉·比尔（Bill Kirkham）、苏民强和乌兰布鲁（Jorn Uhlenbruck）。并且，随着这种先入为主的误解，加上从英国来的误解和传闻（水流职事站准备在英国设立分站），使得他们里面产生难处，以致后来愈发加深。
然而，当时苏民强在与带领弟兄们的交通中，仍是很强地见证说：“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绝对没有控制，我确信我们的弟兄（李常受）在这件事上是一个独特的见证。他从不控制我们；他从不控制任何地方，他也从不控制任何事物。但是这里有一个独一的领导，并且我们需要这个领导。不是像李弟兄所说的百分之八十，…我们乃是百分之百的需要这个领导，需要百分之百的跟从这个领导；…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全人，百分之百的跟从，甚至是仔细的、细致的跟从。”
关于水流职事站，他又说：“我们（需要）为我们这一面的无知与漠不关心悔改，…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职事包括职事站，这二者乃是一。…我确信我们能说，仇敌的攻击之一，是特别朝着（职事站），而不是朝着李弟兄，这攻击是从内部来的。…职事需要职事站实际的配合，…众人应当为职事站和职事站的经理祷告。…你看，若没有这个职事站，主今天在地上就无法行动，…事实上，主当前的行动相当倚靠职事站的功用。…所以弟兄们，对于我们真实需要顾到这两件事的交通，我响应并说阿们。（第一件事就是要顾到）我们弟兄的领导，…需要绝对跟从他的带领。同时，我们也需要顾到职事站。如果我们与职事站没有关系，就该建立起关系。…如果我们不采取步骤与使徒并与水流职事站有交通，不用太久，我们就会走岔路。…我们看见文字的重要性，实际地说，不仅每个地方或每个国家该出版自己认为当地需要的东西，更是在出版东西时，真正与水流职事站多有交通。…凡是职事今天所说的，就是主今天所说的。”
说起苏民强，一九七七年冬季训练期间，他从斯图嘎来告诉李常受，急需款项购买作斯图嘎会所用的房地产。随即，李常受把斯图嘎召会这个需要交通出来，结果有二十多万美元奉献出来，送到斯图嘎。一九七八年初，水流职事站把一些海外录影训练的奉献款转给斯图嘎，帮助他们支付会所的贷款。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苏民强的阴谋在美国已经形成后，水流职事站仍是把最后一笔奉献款送到斯图嘎。转给斯图嘎的款项共计十一万多美元，加上为购买会所的特别奉献，送到斯图嘎的款项，总数达到三十三万多美元。另外，当五位弟兄在斯图嘎的时候，看到有些录影带并没有复制分发，他们也不用水流职事站的设备，李蒙泽就问苏民强是怎么回事。苏民强说，他能立即预备一百台机器。李蒙泽听后就失去了信心；他希奇为什么苏民强无法负担小钱复制和分发录影带，却能预备一百台机器。他到哪里去得这笔款项？他的用意何在？他真的打算立即买一百台机器么？
五月二十三日，苏民强与三十九处召会的六十三位弟兄们一同联名写信给李常受，说：“藉着你所打发的弟兄们的交通，我们里面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已经得了更新并加强。不仅如此，藉着与弟兄们甜美的交通，唤起了我们心里要与主恢复中众召会有交通的深切渴望。…为着主在地上的负担和新的行动，我们与你完全合一。…我们驳斥众召会之间一切的不同，以及向着职事、职事站、和别的召会一切的漠不关心。…我们也同意，要紧密地跟从你的领导；你是把神新约经纶带给我们的人，你曾经领导我们，现在仍然领导我们进入其实行。我们同意这个领导对我们的同心合意是不可或缺的，并承认在主职事中的一个号声，以及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工头。…我们看见并同意，正如你所交通的，在西方世界主恢复的扩增和扩展，百分之八十是由于文字出版。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个翻译与扩展职事的工作，并绝对与水流职事站配搭，承认在主恢复中只有一个工作。…在欧洲与非洲的众召会向你问安，李弟兄，我们爱你。”
夏季期间，在斯图嘎的弟兄们与水流职事站之间有了安排，要在德国欧文印刷德文书籍。同时，水流职事站也决定在英国设立分站。但这两件事苏民强并不赞同，而他与职事站之间就开始有了磨擦，这个磨擦逐渐恶化。李常受并不晓得有关磨擦的详情，仍是一直对苏民强信任和看重，甚至他在安那翰召集的一次聚会中，邀请一些弟兄，包括苏民强在内，全体与他一同去台北，帮助那里的全时间训练。因为李常受觉得，所要作的事是新的，弟兄们都应当放下老旧的作法。他盼望苏民强能有份于这个行动。但苏民强说，因为他必须在生意上帮助他弟弟，所以他不能去。可后来他告诉汉森·弗雷德（Friedel Hansen）说，他不在这个训练上有份，是因为余洁麟和韩德璞（他认为这两位弟兄走偏了，并且他们与他想要打倒的全时间训练和职事站有关）。⑻
张湘泽离世
七月，张湘泽在参加美国欧文的夏季训练时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晚年中风又眼睛失明。安息聚会上，李常受在会中痛哭，并且评价张湘泽“的确是个得胜者”，称赞他身上的四个特点：“第一，他是绝对地寻求并跟随主以及祂的恢复；第二，他在主恢复的职事中是有用和忠信的；第三，他不变的、持续不断的与职事是一；第四，他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⑼
继续推行新路
八月，在台北开办“圣经真理召会事奉训练”，这是正式的第一期全时间训练。⑽ 因为在新路改制初期，因属实验阶段，各面尚未齐备上轨道，所以由职事站来总管、备办各面服事。职事站的角色，乃为配合训练各方面作利未服事的事，其目的乃为产生正常、活的、能尽功用之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直到一九八九年新路改制成功，就把这个训练交给台湾的弟兄们，而称全名为“台湾福音工作全时间训练”。初次训练，约有二百五十位全时间服事者从美、加各地，以及非洲、欧洲、澳洲及南美等地来台，与台湾的四百五十位全时间服事者共同展开为期四个月的训练。藉着这训练所作的研究和实验，主带领祂的恢复走上前所未走过的新路。而实行出外叩门、带人得救、给人施浸，这是新路的头一步。
同时，李常受清楚地看见，主的恢复要有新开始的路，乃在于改变聚会的制度。这新的开始必须革命性地推翻不合圣经以及传统聚会的路。若能推翻这种聚会的路，宗教阶级制度在地方召会中间就没有地位；必须要推翻大聚会一人讲众人听的路，这就是废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正确聚会的路乃是满了彼此互相的。然而，他也预料到，并非所有的圣徒都会实行新路。⑾ 在主耶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门徒都绝对地跟从主。主曾一时向五百多位弟兄显现（林前十五6），但在耶路撒冷的楼房里，包括姊妹们在内，只有一百二十位门徒留下来。⑿
自从改制、实行新路，推动叩门传福音，弟兄姊妹曾在一百天之内，受浸了七千一百人，再过一个多月，又受浸了一千一百多人；加起来共八千二百多位。这个数字是个证明，说出这条新路确有其效能。有位从美国来的弟兄见证说，在那一百天之内，他为一百二十九人施浸；马来西亚来的一位弟兄说，他浸了一百二十位；一位安那翰来的弟兄说，他浸了八十几位。⒀ 而此后有一个季节，最多生了三万八千人。那么，光是生，人不尽功用，又在真理上得不着成全，以至于留不住人，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众圣徒不留在旧路里面，而要有实际的实行，就是联于生养教建；生了以后，就需要养，需要走新路。新路是什么呢？新路就是要把圣徒恢复到人人都尽功用、人人都事奉的地步，让聚会是属于人人的，而不光是外表的大场面、大聚会。并且，实行人人传福音，而不是光靠大聚会传。假若谁什么都不会讲，拿着《人生的奥秘》这本福音小册子，读给人听总可以。这样推行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⒁
苏民强的异议和批评
八月十八日，苏民强给李常受写信，表示他对水流职事站的安排和决定感到不愉快。与此同时，李常受收到克汉·比尔的来信，知道必定有种误会存在。但因他在台北带领全时间训练没时间答复，也没有完全注意这事，更没有与任何人谈论。
十月，苏民强访问台北，停留十天，第一次有了批评。他说训练教人施浸所用的方式只能行在台北，若行在德国是行不通的。他也说，李常受在台北训练所作的，只是为着台北，而他苏民强必须考虑全地的局面。他接着批评那些在训练里带头的人，指责他们把人鼓动起来，又说他们给李常受的报告故意使人误解，真实的光景却不让李常受知道，并说新路有许多问题，却不让李常受晓得。在他离开台北前的当晚，他与一位带头的长老和一位同工吃饭谈话，再次批评全时间训练。这些批评的话，后来都可由巴登（Jim Batten）、维登罗伦（Roland Verdon）、林穣和希嘎西·霍华德（Howard Higashi）等弟兄作见证。并且，他私下的谈话，也使英国有些圣徒感到相当为难，以至于到李常受那里，询问该怎么办。
封志理没有和解的意图
十一月，李隆辉访问香港召会。封志理对他说：“职事站有关的圣徒访问香港时，没有经过召会执事室的正确管道。他们来香港不是来聚会，乃是来观光、购物。”李隆辉说：“我不是来观光、购物，乃是来参加聚会。”封志理还是继续不断地发出指控，他攻击弟兄们宣告与职事是一，说弟兄们只是“唯唯诺诺的人”，是在跟从并高抬一个人。他又说，主的恢复在真理和实行上都错了，台湾的全时间训练是完全失败的。当他这样说时，李隆辉很诚恳地回答他：“封弟兄，你若有问题，特别是在真理上有问题，让我们来在一起，与李弟兄交通这事。”然而，封志理说他不会这么作，因为李常受曾公开责骂他，得罪了他。他不会与李常受来在一起，除非李常受向他道歉。李隆辉开始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真理，乃是别的事。他也发现封志理没有和解的意图。
其它纪要
十二月十八日，李常受写好给克汉·比尔的复信，但迟疑了十三天，直到这年最后一天才寄出。本来他想把克汉·比尔的信连同他的复信带去，与曾去过德国斯图嘎的腓力斯·本生有交通，但很犹豫，最终没有给腓力斯·本生看，因他是要尽他所能的消除纠缠，减少谈论。
在这个冬季，有一次，罗斯密召会的王智仁和关同安来问我李常受，包尔·弗兰西斯（Francis Ball）是否能加入他们那里的长老职分，因为张宜纶已于前一年安息主怀。李常受对他们的建议觉得很好。故此，包尔次年二月一日，由关同安和工智仁在一个主日早晨聚会中介绍给罗斯密的圣徒。不久以后，由于台湾工作的需要，包尔就去了台北。⒂
截止年底，在巴西和南美，共有一百三十处召会，约五千位圣徒。此后两年，圣徒们藉着登门访人传福音，全南美就达到二百五十三处召会，仅在巴西就有一万人得救并受浸。巴西圣徒们的经历，见证主的新路是可行的。⒃
“白马训练”事件的一点说明
在此，实在需要提及一件事，即便现今，这件事仍在网络上流传，其源头主要是来自香港那些持异议的反对者。他们宣称说，根据一九八六年台北“白马训练”的报告，在台北的训练中心中，传出许多颂扬李家父子的颂美之言，竟至呼求李常受。这样的控告是邪恶的，因为“呼求李常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神的儿女中间，若有人教导呼求人的名而不呼求主的名，就该被定罪的！因此，对任何这类的指控，应该有详细具体的证据，否则就是乱扣别人的帽子了！异议者说，他们根据报告，不知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是什么？这份“报告”是谁写的？里面有没有提到谁带领“呼求李常受”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是一些刚得救新人一时口误的见证（当然，连这样的口误也需要立刻纠正的），还是训练正式的带领？若真的发生这么大带领的异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抗议？为何在网络上迟迟不见“报告”的附件或原本，是否因怕被人拆穿事实的真相，而别有用心地故意栽赃抹黑？只要想想这些问题，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⒄
⑴.长老聚会信息，“当前背叛的发酵”
⑵.1990年秋全时间训练信息合辑，第三部分《再论神命定的路》，第十五篇
⑶.长老聚会信息，“当前背叛的发酵”
⑷.李常受，《长老训练》（八）主当前行动的命脉，第十一章
⑸.李常受，《长老训练》（八）主当前行动的命脉，第十章
⑹.长老聚会信息，“当前背叛的发酵”
⑺.李常受，《长老训练》（八）主当前行动的命脉，第十章
⑻.长老聚会信息，“当前背叛的发酵”
⑼.2005年夏季训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雅歌七至八章结晶读经》，第十二篇
⑽.训练课程，《健康话语的规范》，短期手册
⑾.李常受，《长老训练》（九）长老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一），第一章
⑿.1990年秋全时间训练信息合辑，第三部分《再论神命定的路》，第十五篇
⒀.李常受，《结常存的果子》，第一篇
⒁.李常受，《牧养成全》，第三部分
⒂.长老聚会信息，“当前背叛的发酵”
⒃.李常受，《关于建造基督身体更进一步的亮光》，第五章
⒄.驳《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第二部分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