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信仰是什么？

众所周知，清朝康熙皇帝写过两首诗与基督有关：

一首为《基督死》：“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另一首为《生命之宝》：“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有些基督徒以这两首诗作依据，便认为康熙皇帝是基督徒，并说他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又对基督的救赎有深入理解。甚至有的信徒称他为“康熙弟兄”。对此，真叫人打哈欠。其实，只要稍微查考一下历史，在网上搜索找一找，想要了解康熙的信仰究竟是什么，这点并不难。倘若为着信仰盲目地拿名人来贴门面，就让知情者贻笑大方了。现在，笔者参引网络文章，来谈谈康熙的信仰是什么。

康熙其人

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关于康熙帝的信仰，以下综合评价是较客观真实的：

康熙自小接受理学教育，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称自己以圣人之道治天下。康熙受孝庄皇后的影响，及满族皇室对佛教的信奉，对佛教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尤其是在蒙古和西藏地区更是如此。同时康熙还积极学习西学，对西方传教士也很尊重，西方传教士在康熙时期取得了合法传教权，但发生在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使得康熙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帝王理学

康熙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十八岁时接受正规的儒家学说教育。他身边的理学名臣又形成良好的理学氛围，这使得他对理学有更深入的认知。并且康熙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形成自己的理学观点，就是帝王理学。康熙始终注意自己的帝王地位，所以对理学的学习也是以治国为前提，把理学当成治国的有效工具，对理学自身的学术性不是特别关注。康熙帝王理学突出地表现在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对孔子格外敬重，他大力表扬儒家学说，并重用理学家。他亦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与佛教

康熙对待佛道的态度与理学有明显的不同。康熙把理学作为治国的理论，而佛道则不能成为施政的标准。康熙对佛道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他注意到佛道在教化人民方面有作用，所以对佛道并不禁止，而是要发挥宗教“劝善惩恶”、“因俗宜民”的社会功用。对于理学家倡导的禁佛道，康熙并不认同。康熙对佛道的态度既不像理学家主张禁止，也没有对佛道崇信，让佛道上升到国家层面，而是对佛道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不至于妨碍国家的正常运行。康熙对佛道的态度也不是一贯的，而是针对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方法，使佛道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因为宗教的过度发展往往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所以康熙对佛道二教不是任其发展，而是加强管理。

佛教习俗在民间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康熙接受的理学教育使他对佛教习俗没有太大好感。但康熙用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民间的佛教行为，对民间的习俗加以引导。除了对汉族地区的佛教加强管理外，鉴于佛教在蒙藏地区的特殊地位，清廷一开始就对藏传佛教格外重视，最终形成四大活佛制度，以此来管理蒙藏地区。

康熙理性地对待佛道，并不能说明佛教在康熙的生活中没有影响。皇太极时期佛教就进入皇宫，对皇宫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康熙在皇室对佛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并从小在福佑寺长大，想必对佛教也是有感触的。在康熙的生命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孝庄，而孝庄对佛教的信仰，不能不影响到康熙，并且康熙对孝庄十分孝顺，多次陪同孝庄到五台山朝佛。所以康熙不禁止佛教，不单单是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自身对佛教的感情也使他更坚定不禁止佛教。另外，康熙曾亲自为寺庙纂写了大量的碑文，还常常巡幸寺院，并给予赏赐，尤其是五台山。康熙还与江南的一些高僧、藏传佛教的喇嘛来往密切。他在宫廷中不仅任用喇嘛诵经治病，还任命喇嘛祈雨、诹吉。即便康熙是为了笼络佛教，而如此经常性的行为，也无法解释康熙对佛教是纯粹的敷衍。

康熙信奉理学，把自己看成是理学道统的传人，所以从来没有公开表示他对佛教的信仰。虽如此，但从他的继任者雍正好佛来看，康熙对佛教也可能是信奉的。因为康熙对皇子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如果康熙对佛教不信奉，认为佛教无益，对皇子的信奉佛教的行为也会加以约束，但从史籍中没有发现康熙对此类事的禁止。

中西之争

康熙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不过这只限于个人兴趣，康熙并不鼓励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不可否认，康熙是一位好学的皇帝，博览群书。康熙好学的性格与帝王的身份成为天主教最好的突破口。康熙对西学是很用功的，不仅自己学习西学，还组织传教士编写书籍。他对西学的学习，转变为在政务上任用传教士。康熙朝有很多传教士，围绕在康熙周围，为帝国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的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给皇帝及其皇子授课、从事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创作、制造火器、用西药治病等。由此，传教士在皇宫中亦受到优待。

传教士虽然用科技打开传教的大门，但并不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而是以宣扬宗教教义为目的。当时的传教士允许中国的信徒祭天、尊孔、祀祖，在中国人的眼里，天主教与中国宗教虽不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康熙对基督宗教也很有好感，他对传教士的工作的认可，对西学的学习，对传教士传教活动也由禁止转为同意。康熙允许自由传教，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教义有兴趣，而是因为传教士为中国作出了贡献。这里应该指出，康熙帝允许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即传教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必须按耶稣会“利玛窦的规矩”传教，也就是允许教徒祭天、尊孔、祀祖。

后来，天主教在康熙朝得到了传教的合法性，教堂和信教人数都呈上升趋势。直到“礼仪之争”爆发，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合法性。礼仪之争在顺治朝就存在，由于耶稣会的努力，使礼仪之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康熙后期，耶稣会在罗马教廷的势力不断下降，使礼仪之争又重新掀起波澜。罗马教廷下令禁止耶稣会的传教方式，即禁止教徒敬天、祭孔、祀祖。罗马教廷借解决“礼仪之争”，任意干涉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试图把中国变成其直接控制下的教皇领地，但这与康熙极力想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了强烈的冲突。“礼仪之争”爆发后，由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祀祖，康熙对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下令禁止传教。

康熙先是允许传教，后来又禁教，这允许传教的原因不仅仅是对西方传教士作出的贡献的回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康熙的回报就太慷慨了。康熙作为一个满族出身的君主，想尽可能地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康熙想用传教这种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包容性，以分散汉族对满族政权的敌视，而西学成为了康熙允许在中国传教的诱因。但康熙的这种策略，由于礼仪之争而失败，最终以禁教而结束。虽然康熙给予传教士合法传教的权力，也对西学有过研究，但康熙对天主教的关注也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宗教方面并没有太多涉猎，甚至对一些宗教名词也没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在信仰方面，康熙对天主教并不信奉。

（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更正教。更正教，也就是基督新教，即现今中国人通称的基督教。在康熙年间，中国的基督教，是指天主教而言。）

结论

在理学、佛道和天主教三者中，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对佛道，尤其是佛教，在康熙的生活中也是有影响的。对天主教，康熙给予传教自由，并不信奉。在康熙的信仰中，是以理学为主，兼有佛教的影响。

（埃辰，2021年3月27日；参引季勇的“康熙的宗教政策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