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篇｜倪柝声的故事
引言：职事与历史
什么是职事？哪一年提起？
职事与历史，职事与争战的关系
对职事、历史和争战，该有的认识？
第一时期：应许（1903~1919）
1.关于倪柝声的出生日期和地点
1903年11月4日，出生于广东汕头小公园。
【英国人建造(启用)了提蓝桥监狱】
2.家庭背景及成员
父亲：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正在汕头任海关官员。他是兄弟九人中的第四个，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对于地方教会的传统和教会音乐相当熟悉，1941年在香港去世。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已故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
母亲倪林和平（Peace Lin，1880年-1950年）则是一位传教士的养女，曾准备到美国留学，为此而进入上海中西女中（这是一所以英文水准高著称的教会学校），她性格刚毅，又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育有五子四女。倪林和平所生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常受重视男嗣的婆婆讽刺。再次怀孕时，就模仿《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应许如果所生为男孩，就将他一生献给神。
倪柝声排行老三。有两个姊姊：倪闺臣和倪闺贞（箴），大姐的儿子陈终道（其外甥）；又有四个弟弟：乔治——倪怀祖、倪绳祖→活到中学，保罗——倪洪祖、约翰——倪兴祖，二个妹妹（倪天菁jing与倪天婷，在两个小弟弟之前出生）。以后作见证：二弟媳：倪徐奉先，四弟媳：倪徐恩秀。
倪柝声，初名倪述祖，英文初名Henry（亨利），后用柝声，又名儆夫（Watchman）。他认为自己就是打更的人，黎明快来时，有人要告诉大家黎明快来；他是柝声、是儆夫，是那个黎明的号声。事实证明，他是等候主来的人，自从他的职事出现，就是一个很大的兆头；许多人接受他的带领，读他的书，知道他这个人被主得着，为主说话，这份职事的本身就告诉我们主来近了。
3.在什么境况下回到福州，及回闽后的概况
随着子女渐多，抚养与教育费用大增，加上倪文修身体欠佳，家庭的经济愈来愈窘迫。为解决财源，林和平在汕头靠父亲帮忙作抽纱生意。1908年底，倪文修调任苏州海关，林和平放弃汕头的生意，举家搬迁。那时倪柝声六岁。1910年，倪文修的母亲因家中老少需要人看顾，要求其请假回闽。倪文修是个孝子，遂向税务司请假，举家迁回福州。
4.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
汕头：学礼节，训练毛笔字。
福州：请秀才作家庭教师，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启蒙教育，由此奠定了倪柝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1915年，倪柝声进入基督教福州青年会书院，1916年转入三一学院。这所学校有小学，初中，师范，高中及神学院，学生有将近400名。教师和职员，主要是从圣公会都柏林大学来的传教士。倪柝声学习名利前茅，英文水准特别高。虽有圣经知识，在校内和家中遵守基督教的礼仪习惯，但没有真正信主。父母也是有名无实的教友。
5.投身爱国运动及影响
少年时期的倪柝声因受父母影响表现出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倪文修、林和平更是在一些基督徒爱国志士的影响下参加“同盟会”，从事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振兴中华的革命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倪柝声积极参与三一学院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被三一学院学生推举为学生会副代表。因带头组织三一学校的“五四”学生运动，倪柝声甚至被学校当局作停学一年的处分。倪柝声自己说：“我自信我有高度的民族意识。”
良好的教育使倪柝声学贯中西，为其日后构建系统化的本土神学体系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其能自主阅读达秘、潘阳、宾路易、史百克、司可福等西方神学家的原著，并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形成自己“耶儒互补”的神学体系。1938年倪柝声第二次出访欧洲时，以流利的英文在欧洲各地宣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大受欧洲基督教界的欢迎，成为至今为止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神学家。
而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倪柝声走上与西差会分道扬镳，“反对任何教会倚靠帝国主义经济过日子，提倡不受薪给，乃是倚靠信心，不向外募捐，照圣经设立地方教会，各自独立，没有中央组织，不受任何人的辖制”，谋求中国教会自立的道路。
6.倪柝声自小天然的性格如何
顽皮，常受母亲责打；在学校里是了不得的学生，也是不得了的学生；学习名利前茅，也常犯规。讲究吃得好，穿得好，喜欢睡懒觉。个性上较强，优点在于对真理认真，得救就立定心志，不能一心事奉两个主；缺点是太过执着，甚至有时不讲人情世故，如婚姻时不去看望张美珍。
7.青梅竹马——张品蕙
生于1902年，比倪柝声大一岁。她也是生在基督教家庭。祖父张策侯任监理会上海慕尔堂牧师。他的原配施氏是妇科兼小儿科医生，生有长子汝舟（号传官），次子如川，三女美珍，四弟汝霖（号瑞官）。原配去世以后，他由续弦所生的仅有张汝励（六弟）一人。
1895年，宣道会教士伍约翰夫妇来到天津传道，设立教堂，向中国人传福音。伍约翰夫妇带领李叔青等人归向基督，并且查考圣经。李叔青的属灵果子，包括张氏兄弟，当时他们在医学院上学。李叔青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奋兴布道家，复兴事奉虽然不到四年，后因过度劳累而病逝，但受他的影响和帮助，中国有许多人因他得救，如余慈度和她姐夫杨维翰，陈崇桂和成寄归等人。
张氏兄弟（1897 年）从医学院毕业回到福州后，就开始在私人住所设立家中聚会，可算作是中国最早的“家庭聚会”。张家与倪家是世交，倪文修结婚时，张美珍还参加婚礼；倪柝声的弟弟倪洪祖是张母的义子。他们又都是基督徒家庭，更重要的是都住在福州南台岸边，离得不远。【福州南台岛，尤其是其中的仓前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对海外开埠以后，外国人集居，海关、洋行和传教机构林立之处。】所以，不仅是他们的父亲，时有往来，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游玩。倪柝声小時候很顽皮，常受母亲责打。但他是孩子中的“老大”，玩游戏时，很有主见，而张品蕙就显得弱小一点，常常跟在倪柝声后面。倪家的姐妹和张家的姐妹，都是好朋友。而倪柝声和张品蕙是青梅竹马，随着年龄渐长，就滋生爱慕之情。
后来，张汝舟定居在上海，担任那里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子女都是在守真堂学校受教育。两个姐姐，张品琤和张品芳，热心参加教会的事奉。而张品蕙那时年龄很小，不那么热心。只可惜，他们的父亲也像李叔青一样，只活到三十几岁就去世了，把最小的女儿（13岁）张品蕙托付给张美珍抚养。
张品琤嫁给北京李复生，倪柝声最后阶段，所能托付的，就是这位品琤大姨，并写信给她。
张品芳嫁给给企业家鲍国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的女儿鲍贤珍和鲍贤玲，已经转到地方教会来聚会，鲍贤珍担任主日聚会中的司琴。
第二时期：预备（1920~1927）
8.倪母（林和平）的转变（1920年2月）
一九二〇年二月中旬，余慈度被邀请到福州的美以美会的天安堂开奋兴会。大会越开越旺，一直延续了两个月之久。许多人都得救了，这其中包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子，她就是倪林和平女士。
林和平原来喜欢打麻将。听到余慈度来福州，想起22年前（1897年）在上海相遇，又喜又惭，就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麻将牌友作陪。次日去听到，“亚当如何在伊甸园中失去生命”，两天无味，不耐烦，老掉牙。第三、第四天，继续打麻将，牌友说糟蹋两天了，讲道一点都听不懂。然而，这两天圣灵在林和平里面作工，麻将打不下去了，宣告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去听道。余女士千里迢迢来，我岂可不去，怎么着都说不过去！”
第五天，她起得很早，预备去天安堂听道。一进门，余慈度已经在会场了。一看见她，就问：“你前两天为何没来听道？”她找借口说：“人不大好过。”余慈度对她说：“愿神光照你，使你的病快快好起来！”这话使倪林和平感觉非常有力量，心里说：“人既然不大好，何以去打牌，又不去听道？为何推辞又说谎呢？”
聚会时间到了，这天讲“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为如何”。倪林和平硬着头皮坐在讲台下，听着非常扎心。会毕，余慈度请她第二天再来。她甚是难为情，但还是答应了，题目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为如何”。倪林和平觉得被余慈度骂了又骂，心里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不来挨骂了。可是，一连数天她的决定都归失败，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聚会了。当她听到神的爱，以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替我们死，她那顽梗的心就被融化了。当场痛哭，巴不得尽其所能地奉献给主，甚至愿意殉道来报答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9.倪柝声是如何得救的（1920年4月）
林和平向丈夫认罪，聚会中向大儿子认罪，看到母亲的转变，倪柝声就好奇，还很惊讶。他定规要到余慈度的聚会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母亲。于是，在第二天，他就去听道了。虽深受感动，但这还不够，主就抓住他；同一天夜里，他在梦里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异象。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向他呼召，使他无法抗拒。随后，他在挣扎、祷告和认罪后，第一次经历得救的喜乐与平安，并决志作主的仆人事奉祂。因为他认为，得救必须是双重的；不能将主的呼召放在一边，而只要得救。要信主，两方面都要有。不然，两方面都不要。在他身上，要接受主，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发生。
倪柝声曾说：“我是因一个姊妹得救的。”这个姊妹就是余慈度。
10.追求圣经，到上海参加余慈度的训练
倪柝声得救后，非常爱圣经，别人带小说在课室中阅读，他就带圣经在课室中勤读。在得救前，每次考试时，每本书都是考到九十几分或一百分，圣经总是考不上去。老师在报告时总说，某人每本书都考得顶好，只有一本书考得不好，岂不是不很好么？得救后，倪柝声就下决心好好读圣经这本书。
当时，他在念高中，却渴望到上海参加余慈度的训练，想在属灵方面深造。他母亲答应了，余慈度也接受他到她的圣经学校里，以为他是为着主的好材料，有前途。但因他有些习惯是余慈度所不称许的，如吃得好、穿得好、早晨八点才起床等，余慈度就决定不留他。有一次，余慈度差他到上海市区邮局去投寄一些邮件，由于路途遥远，路况恶劣，他花的时间比预料的长，余慈度断定他是跑去游玩，就叫他退学。
11.得救后带人得救（1921年）
倪柝声回到家后，觉得自己的前途完了，甚至自问是否得救。因为他从前有许多的理想、梦想与打算，若向世界去努力的话，很可能会有大成就。得救后，倪柝声定规要将他属世的前途断送掉，作他以前所看为轻微下流的传道职务。但他以为自己很好了，有许多方面都改变了，哪知肉体未受对付，还没有学功课，最后竟然被退学回家，这使他有一阵子很灰心。但不久后，他就确知主已救了他，呼召了他，所以他承认自己是不好，也不再灰心。既然在属灵上深造的时候未到，他就决定再回学校。之后，他继续进三一书院读书，完成他的课程（主修化学）。
回到学校以后，有传福音的心志，夜向同学们作见证。但是，有时候，他很像一个得救的人，有时候又很像一个未得救的人。因这缘故，他在学校中就不够有刚强的见证。一年之久，却没有一个人得救。
有一次，倪柝声遇见一位西方的刘教士（Miss Groves），她问倪柝声得救了一年，曾救了几个人。倪柝声怕她问，就低下头去，很惭愧地轻声答道：“我有传福音给同学听，但他们不喜欢听，听了也不肯信，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罢！”刘教士很爽直地对他说：“你不能引人归主，是因你与神有间隔，或有隐存的罪尚未对付清楚，或有亏欠人的地方。”倪柝声承认有上面的情形。刘教士问他是否愿意立即清理，他说他愿意。
刘教士又问：“你是怎样作见证呢？”倪柝声说：“我乱拉人来听，不管人听不听，我就开讲。”刘教士说：“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先对神说话，然后对人说话。你也要向神祷告，将同学的姓名写下，问神哪一个是要你祷告的，按名日日为他们祷告。当神安排有机会时，就向他们作见证。”
与刘教士交通后，倪柝声开始对付许多罪，例如赔偿、还债、与同学和好、向人认罪等等。并在笔记簿中写下了六、七十人的名字，天天为他们祷告，将每人的名字都提到神的面前。有时每小时为他们祷告一次，在课堂上也暗中为他们祷告。有机会时就向他们作见证，劝他们信主耶稣。同学们经常向他开玩笑说：“讲道先生又来了，我们来听他讲道。”其实他们是不听的。
倪柝声又去见刘教士，对她说：“你所告诉我的方法都作了，但为何不生效力呢？”她说：“你不要灰心，还要继续祷告，一直到有人得救。”。。。再经数个月后，在他的笔记簿中的六、七十位，除了一位未得救外，其余的人一一都得救了。
12.要得圣灵的充满和认罪（1921年）
虽然有人得救，但倪柝声觉得仍不满足，因为学校中、城市里还有许多人未得救，他亦觉得需要圣灵的充满并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才能拯救更多人归主。他就去见英国来华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Barber）。
倪柝声问她有什么方法才能得着圣灵的充满呢？她说：“你要将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充满你。”倪柝声说：“我已经奉献了，当我看自己时，却仍是自己。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拣选了我，呼召了我；虽未完全得胜，但有许多罪恶与坏习惯都脱离了，有许多缠累我的事都放下了。然而我还是觉得缺少属灵的能力来应付灵工。”
和受恩教士对他提起浦力金（Prigin）弟兄的见证。这个见证以及和受恩向人认罪的话，使倪柝声看见，若要圣灵的充满，得着得胜的生命和能力，必要认罪并除去与神之间的间隔。
13.心中有太多疑虑（1921年）
得救初，倪柝声并不明白教会的真理。不过余慈度曾对他说，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件可惜的事情，就是有名无实的教友太多。想起公会的光景，牧师来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只要有钱就行。
看见受浸的真理，教会所施的滴水礼并不合乎圣经。他说：“那一次的受洗，是我母亲替我作的，我自己并没有信主。”若是受洗，按着圣经是应当受浸的。
14.到和受恩教士处受浸（1921年）
1921年3月28日早晨，倪柝声和他母亲，还有倪怀祖，离开福州坐两点钟的小火轮，到马尾的和教士那里去，准备去受浸。余慈度小姐来闽时，就是在她那儿受浸的。
（注：关于受浸的日期，有书籍记载为三月二十八日，倪柝声自己在往事的述说中，也是如此说。但经准确查考，主日复活节应为二十七日，所以二十八日有误。）
和受恩住在白牙潭，而他们受浸的地点在乡下阳歧（应是阳歧河）。那里有个牧师叫李爱明（1944年离世）。李爱明是本地人，圣公会真学书院毕业，早年行医，后在白牙潭遇见和受恩，他们曾一起到附近去传福音。李爱明教和受恩福建话，他们比较熟识。倪柝声是李爱明施浸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受浸的，并且是当日赶到阳歧乡下去受了浸。
15.受浸后告诉王载和老牧师
在倪柝声得救后，在他的家里，开始每礼拜四有一个查经班。来查经的，年长年老的居多，而他好像是个小孩子，找不着同年岁差不多的谈谈。两三个礼拜后，王载来了，他看见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许多人里最年轻的，所以很自然的，常在一起，亲密些，从此便有些来往。倪柝声受了浸，第二天就去告诉王载，说：“我昨天到阳歧受了浸。”王载说：“顶好！顶好！从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滴水礼，后来我到厦门，碰见一位弟兄，他把受浸的真理告诉我，所以我在鼓浪屿也受浸了。”他们真是欢喜，因为俩人有了同样的亮光。
告诉那位领他们查经的老牧师。那时倪柝声认为，在福州这位老牧师是第一有圣经知识的。因他查经时，曾说什么都该凭着圣经而行，所以倪柝声欢喜去告诉他。但是，倪柝声说得顶热，这位老牧师的态度却是顶冷。他就问：“受浸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老牧师说：“合是合的，但是…不必这样拘泥！”倪柝声真有些希奇了，心想：“查经已经有一年了，老牧师总是说，只要是圣经的教训总要跟从。但受浸这件事，既然是合乎圣经的，怎么又说不必这样拘泥呢？今天只顺服一件的真理，就说，但是不必这样拘泥，恐怕他所讲的有些通融办法了。如果只讲这一件教会的真理，就说不必这样拘泥，怎敢说其它教会的真理都是应当顺服的呢？”所以，倪柝声就有些怀疑老牧师所讲的关乎教会的真理。因此他觉得人的权威都该放在一边，从此要好好来读圣经了。
16.对钱财的态度和操练
当倪柝声刚出来事奉时，他很担心生活的问题。若在公会作传道，每月他会有固定的薪水。但他既是走主的道路，就只能靠主过日子，不能按月靠领薪水过生活。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时，在中国的传道人因信靠主而活的少而又少。这样的人找不到两三个；大多数都是领薪水过生活的。那时有很多传道人怕全时间出来事奉主，都是想，若出来传道不领薪水，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倪柝声也有过这个思想。
自从倪柝声得救后，当他在学校读书时，也在校中为主作工，并向父母表示要过信心生活。有一天晚上，他与父亲谈到自己接受经济供应的事，就说：“经过数日的祷告，我觉得该向你表示，从今开始我不能用你的钱了。我知道你在我身上花了很多钱，一面是为父之责，一面我亦相信你盼望将来我能赚钱给你用；可我要先告诉你，我作传道，将来不能还钱给你，也不能计利钱给你。我的学业虽未了，但我要学习如何依靠神。”
他发表了这段话，他父亲以为是戏言。同时，魔鬼就来试探他说：“这样的作法是很危险的。假定有一天生活过不去，再来向父亲要钱，那是丢脸的事。你对父亲表示太快了，应当等你工作开展，得救的人多了，也多交朋友，然后来过信心的生活。”但自从他表示不接受父亲的钱后，就未向父亲要过钱。只是从那时起，他母亲有时会送给他五元或十元，并在纸包上写“倪柝声弟兄收”，而不是以母亲的身份送钱给他。
到鼓浪屿三人传福音，四块钱被偷。住在一个人的家里，在一个小礼拜堂里，一天讲一次道。那天下午有数人来谈道，他无心情同他们谈。这时魔鬼来试探他，要动摇他的信心，说：“明早请同工代买车票，到省城时可以还他。”但倪柝声不接受这个建议，还是仰望神，他总相信神是不会误事的。那时他乃是新出来凭信心事奉主的少年人，还没有学过凭信而活的功课。
第二天，起程时间到了，他手中没有钱，但他照常收拾行李，雇好人力车。此时他记起一件事，有一位弟兄搭火车，快要开车时手中还无车票，正要开车的刹那间，神安排一个人送他车票。像这样，他相信神是不会误事的。奇妙的是，人力车刚拉约四十码时，后面真来了一位穿长衫的老人家，呼叫着说，“倪先生，请停！”倪柝声便叫车夫停车。老人家送他一包食物，另给一信封，然后就走开了。倪柝声拆开信封一看，当时太感激神的安排，就流下泪来，因为信封内有四元，正好够买车票。然而，魔鬼一直对他说：“你看危险不危险？”倪柝声说：“有点担心，但不危险，因为神已按时供应我的需要。”到了厦门，又有一位弟兄送他一张来回车票。这个事例是讲到倪柝声出外作工学习仰望神的供给。
17.去上海守真堂后，放弃天然的爱情（1922年）
年初去守真堂作见证，与张品蕙相见。
一月讲道，不知要讲什么，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上面说：“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使倪柝声承认他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那个时候，他知道有东西妨碍着他和神之间的关系。
等到长大以后，这位小姐到燕京大学读书，非常活跃，成为燕大的校花，只是尚未得救；而倪柝声早在高中就得救了，并且传福音大有能力，拯救了许多人。但是，他一直为他所爱的人祷告，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他也曾努力向张品蕙传福音，反而常常遭受她讥诮。所以，许久以来，倪柝声感到特别为难和挣扎：“一个爱主的人，怎能娶藐视主的人为妻呢？”同时，他也在想：“到底是主在我心中有地位呢，还是她在我心中有地位呢？”主在他里面一直有个责备：“到底你是爱我多呢，还是爱她多呢？”
再以后有段时间，他就同神讲理，请神慢一点来对付这件事。他也在不成熟的情形下，打算到边荒的西藏去布道，并向神提出好些事，自以为能使神不向他提要放下所爱之人的事。但神的手一指到这件事，祂是不肯收回的；祂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他的阻碍，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他的心。
这期间，无论倪柝声怎样祷告都通不过，在学校亦无心读书，追求圣灵能力又得不着。至终，在二月十三日的晚上，当倪柝声寻求被圣灵充满时，主的爱充满他，他大声宣告说：“放下她吧！永非我的人！”这样宣告后，心中一点霸占的东西都没有了，圣灵如雨一般充满他，当他起来后，就把所有来往的信件都理出来焚烧，并在日记上写道：“基督是我的爱人”。又另外写封信到北平，告诉张品蕙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到此为止。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完全奉献给主，以至于真实地经历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实际：“除了主以外，在天上地上都没有所爱慕的”。那时，他为此写了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
18.开始第一次擘饼聚会（1922年）
当倪柝声放弃天然的爱情并将自己献给神之后，他就改换了服装。从前他是很讲究服装的，喜欢穿有红点的绸缎长袍，而今他就脱下讲究的衣履，穿上老旧俭朴的衣服。他又跑到厨房里，煮浆糊，拿了一大束的福音标语到街上张贴墙上，并分发福音单张；这在那时的福建福州，尚是首创之举。
在一九二二年的上半年，倪柝声对以往的疑惑总是特别作难。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里一年只有四次（就是四季）的擘饼呢？并且来擘饼聚会的人，平时一天到晚看电影的有，一天到晚打麻将牌的有，甚至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好人的有，明明不是神的儿女的也有。
牧师主领擘饼这件事，是圣经里所没有的。这时他顶难顶难。
在一个礼拜四的下午，等查经班完了，倪柝声就去找王载商讨擘饼的事，对他说：“圣经说，要常常擘饼记念主，但是，自从我得救以来，一次都没有作过。在公会里，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我不能和他们一同擘饼。可现在有一个难题，他们说，非牧师不能擘饼。你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牧师，我们就是把真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牧师也不肯来擘饼，我们自己擘饼，他们又说我们没有资格，这是不是有点难呢？”王载听完，拉着他的手说：“神所引导的，正是一样的。我昨夜整夜未睡，直祈祷查考信徒该不该擘饼？擘饼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我祷告、查考的结果，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受了按立的牧师才能擘饼。”倪柝声听了，真是感谢主，因为祂所引导的是一样的。他们既看清楚了圣经里聚会的原则，就说，拣日不如当日，就这一个主日起首擘饼吧！
两天后，他们就决定顺从圣经、放弃传统，安排在福州仓山毓英女校王载的临时住所，开始了第一次擘饼聚会。当时参加的只有三个人：王载夫妇和倪柝声。
19.脱离宗派并除去会堂册上的名
第一次擘饼聚会后，他们就定规每主日都该有。从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倪柝声病了，或者出门在路上，或者有意外的阻挡，他总是去擘饼。他们这样行，不久，倪林和平就知道了，不过说他们胆子真大，但是，也并不反对，过了几个月，她也和他们一同擘饼了。
在下半年，倪柝声从圣经中发现宗派的问题。不久，他就去问和受恩教士，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会的生命册（题名录）上对不对？和教士告诉他：“恐怕这本生命册上的名字死的人顶多，沉沦的也不少；如果你的名字是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地上的生命册能帮助你什么，有何益处呢？”两个月后，倪柝声就趁机与父母商量，并由他父亲写信，各人亲自签名，再立刻到邮局把信挂号寄了出去。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看出圣经里没有宗派的分别，有宗派是罪恶的事。所以，从今天起，请把我们的名字，从某某堂的生命册上除掉。我们这样作，并非个人情感用事，乃是要顺服圣经的教训。这件事就是这样作了，下次不必再提。我们见面仍是朋友，此外并无别的缘故。”
过了四天，有几位西教士到倪柝声家里来，说：“从来只有教会把教友革除的事，没有教友把自己从教会革除的事。你们这样作，有什么理由呢？”他们说：“理由已经说了，不必再说了。”后来，又有本堂的牧师、连环司、监督来询问理由，他们总是回答：“这件事是神引导我们的。你们可以不必拘泥，我们却不能不顺服神。”
这给倪柝声看见：所有的问题，不是和人争执受浸，或者脱离宗派，而是只看人肯不肯顺服圣经。受浸、离宗派，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顺服中几千件之一而已。圣经上主要的点，就是顺服。
20.创办复兴报（1922年）
办报缺钱，仰望神，柝声和王师母天天为办报的事祷告。那时倪柝声的经济非常困难，祷告了一礼拜，祷告了两礼拜，祷告了一个多月，还是一文钱都没有。有一天早起，倪柝声就说：“不必祷告，这是没有信心，现在应当先去写稿。难道神还要把钱先给我们，来等着我们写稿子不成？”
接着，他就去预备稿子。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抄到最末了一个字，他说：“钱要来了。”他再跪下祷告一次，对神说：“神啊，稿子已经写好了，要付印了，但是，钱还一文没有…...。”
祷告完了，顶希奇，有人来叩门，是一位有钱而又不大舍得钱的姊妹...这三十元，刚好够印一千四百本的复兴报。后来又有人送三十元，够买邮票和其它的杂用。
21.初见李渊如的情形（1923年）
1923年的年初，王载弟兄认识李渊如之后，回来建议弟兄们，最好请李小姐到福州来布道。起初倪柝声不大赞同，心想何必这么远请她来呢？后来，到底由王师母和他母亲（倪林和平）请她来了，他也不反对。
于是，李小姐就来了。她所搭的船快要到马尾，大家都准备去迎接，只有倪柝声考虑要不要去。那晚，他作了一个梦，梦到李小姐来了，弟兄们都到码头去接她，他也跟着去了。船靠岸，大家都往船上跑，他却在后头慢慢走，等到他到了码头，李小姐已经从船舱出来了，弟兄们就把李小姐介绍给他，二人握手。他醒来后，觉得这个梦不平常，心想如果这个梦是出乎主的，他若不去，这还得了。所以，第二天他也去了。码头上的情景，和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因此，当弟兄们介绍李小姐给他时，他很自然地说，他已经见过了。大家都很惊奇。那时，倪柝声就知道，李小姐是主安排给他的同工。
因主已起首作工，当布道会开始后，就带进当地的属灵复兴，有许多人得救。这期间，李渊如结识了倪柝声，但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通。对李渊如而言，这次福州之行的一大收获是认识了和受恩和她的外甥女黎爱莲，她们日后成了她属灵的导师。此后，李渊如和黎爱莲同工有七年之久，并借着她进一步认识了倪柝声。
22.福州工作起头概况
布道聚会差不多进行了一个月，人数愈发增多，就有一班少年人说，从今以后，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弟兄们定规该继续作学生的工作。于是，倪柝声第一次去租何姓人家的房子。这家里的人都得了救。他们说，只认定租给倪柝声，每月房租是九元。接着，倪柝声回去后，和几位弟兄一同祷告，求神给他们钱，因为一住进去，就要出三个月的房租。（倪柝声所租的房子，今位于公园西路四号，为两层砖木结构、具有殖民地柱廊式风格的公寓式住宅，共有十二开间，故俗名为“十二间排”，又称“陶园十二排”，据说现在只有十间了）。
23.学习顺服的功课（和受恩处，王载）
1923年，在福州的地方教会有七位同工，倪柝声与比他大五岁的王载是领头的。每周五他们有同工聚会，但许多时候，其余五人都是听他们二人争执。那时他们都很年轻，两个人的观点经常不合，各有各的看法，彼此指责对方是错的。血气未受对付，又常发脾气。二人争执时，倪柝声承认错多，但他认为，有时王载也有错。倪柝声对自己的错容易赦免，对别人的错却不容易赦免。
每次周五起争执后，倪柝声就去见和受恩。当时有一班青年人得救，约有六十位左右，都一同接受和受恩教士的帮助。
到了那里，倪柝声诉苦着说：“我告诉王载那件事应当那样作，但他不听，你要向他说话。”和教士说：“他比你大五岁，你应当听他的话而顺从他。”倪柝声说：“是不是有道理或没有道理都要听他呢？”她说：“是的，圣经说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倪柝声说：“这样我是做不到的，基督徒也该按道理行事。”和教士说：“你不要管有理或无理，圣经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倪柝声心里生气，埋怨圣经为什么这样说，他要发脾气又发不出来，觉得晚上回家时还要哭一场，他是恨自己为何不早点出生。
有一次，倪柝声带了一些人得救，大概五十多人，准备借用和受恩教士的浸池。和教士问：“是谁施浸？”他说：“圣经里说，谁传福音，谁就可以给人施浸。”和教士说：“还是请王载更好，因为他年龄比你大。”当时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更年长的弟兄叫吴澹吾，比王载还年长。倪柝声以为只要提起这位吴弟兄，就可以打败王载，于是向和教士建议说：“吴弟兄比王载年长，所以该由他来施浸。”但是，和教士仍说该由王载施浸；她一点都不让步，好叫倪柝声学十字架的功课，学习不讲理由，只要服从。像这样，和教士总是把他压下去，说王载比他年长。倪柝声就问：“你既然早就定意要王载施浸，何必提起年龄一事？”虽如此，但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被绊倒。
另有一次，他们又发生争执，显然是倪柝声有理，他以为去告诉和受恩，必定会看出王载是错的。但和受恩说：“王载错不错是另一件事，今天你在我面前这样控诉弟兄，像不像个背十字架的人呢？像不像羔羊呢？”被她这么一问，倪柝声实觉惭愧；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他的言语和态度，的确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也不像羔羊。
在这样的光景中，倪柝声学习顺服年长的同工，认识什么叫作背十字架。他没有机会出主张，只能哭泣并痛苦着忍受。若不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难受对付的人。神要将他的七棱八角磨掉，这是不容易的事。但感谢神，靠着祂的恩典将他带过去了。事过境迁，他一生不忘记从中所得的益处。
和受恩在主里很深，她是一位活在主面前的姊妹。她对青年人也极其严格，经常在许多事上责备和指正。到末了，那些青年人几乎都不敢去见她了，只剩下倪柝声一人。倪柝声非但不怕被责骂，反倒宝贝那些管教；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灵性软弱，爬不起来了，就把自己送到和受恩面前挨一顿责备，灵里反倒起来了。所以，他很敬重和受恩，也得着她述说不尽的帮助。
24.福州革除事件的起因（1924年）
1924年春，王载预备请吴伯瑞从上海到福州，在会所里给他按手，封立他作传道人，又要按立倪柝声和王约翰为教师。倪柝声查考圣经后，发觉牧师与教师都是恩赐，是不能按立的。长老可以立，但牧师和教师是不能立的。之后，他释放了一篇信息，讲到约柜的历史。意思是，约柜就是基督，帐幕就是教会的外表；基督不在公会里，基督不在这一套外表里，如按立等事。他在众人面前把真理摆出来让大家看，也写信给同工们，又手印复本，发给每位弟兄姊妹。这封信寄出后，吴伯瑞就没有来，倪柝声很欢喜。但这一讲，王载按立的事就作不成功，使得他非常不悦，其他弟兄们因对真理不清楚，就都同情王载，觉得倪柝声是个有异议的人。
此外，倪柝声反对十二排的聚会挂牌作“福州基督教会”（后来他们又改为“仓前山基督教会”），并想作图章把聚会称为”福州基督教会“。倪柝声质问王载，对他说：“这件事就我看，不合圣经。你如果这样称呼，就把许多未得救的人包括了。我们得救的人太少，别人有四、五百人得救，所以不能称自己为‘福州基督教会’。”
因这两件事，就成为倪柝声被革除的起因。
25.倪柝声出外时被革除及应对（1924年）
当福州的同工们因对教会真理看法不同并发生大争执之后，倪柝声出远门到杭州传福音，在那里他见着了张光荣弟兄。这个时候，王载和其余几位同工，包括王畏三、王连俊、张启珍等，却在福州联合起来，说“倪弟兄不要教会了”。他们就趁着倪柝声出远门时，联名公开刊印文字，把他革除了，为要把他逐出福州那里教会的工作。
有些护卫倪柝声的青年人打电报和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催他赶快回去。因着学十字架的功课，布道工作又忙，倪柝声将此暂搁，不予回应。当时，他觉得应当作一点特别的事，所以又到南京，协助《灵光报》的工作。在南京期间，他和李渊如谈及教会方面的真理，但她态度强硬，并不接受。
等工作结束，他便去上海，搭船回福州，在船舱里，他才把福州来的信和电报拿出来仔细看。他越看越生气，气到一个地步，里面实在不平。等船到了马尾，要靠码头时，他的气已逐渐消下去了，里头有话说：“不能争，争是血气。你要学十字架的功课，不要为自己讲话，要忍受，要接受。”于是他定意，回去以后什么也不作，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晨，把行李卷起来，离开福州，到另一个地方去，不再谈这件事情。可是船靠了岸，一群青年弟兄就包围上来，讲这讲那；等他回到住所，屋里、屋外也都是人，都在那里为他打抱不平。他里头又激动起来，就请大家先回去。
夜里他自己安静时，主又对他说话：“你不应该作任何事，应该离开福州。”所以第二天清早，他就送了一封信给那些青年人，告诉他们：“请你们什么都不要作，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要搬去罗星塔。”
就这样，倪柝声为了避免分裂，什么都没作，离开福州，搬到城外马尾附近的罗星塔。他一面觉得自己是个被革除的人，一面觉得不应该有纷争。另外，他也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专职作文本工作。于是，在那里他租了一所房子，然后从主接受负担准备出版《基督徒报》。这个报有四个大的负担，就是传福音，讲解圣经，说到教会，并论到属灵的生命。⒄ 那时，他写了一首诗歌，来表达他的处境和内心的感觉，前两节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今已经撇下世界，所有关系都解。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十一月，倪柝声母亲应邀到马来西亚传福音。他陪着她同去，在国外有半年之久。因他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从主得到一句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因着他们作工的果效，马来西亚的实兆远就有了聚会的起头，并于一九二五年建立了海外第一处地方教会。
26.倪柝声与李常受的初期接触（1925年）
一九二五年五月，倪柝声从海外回到福州，住在小村庄罗星塔租来的小屋里。他开始购买并阅读大量的属灵著作，主要来自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这些书也是和受恩教士介绍给他的。要说明的是，在倪柝声的一生中，他阅读了多达三千本基督教历代著作，这些书籍对他及他的职事产生深远的影响。倪柝声住在罗星塔，除了读书外，他还从主领受负担，设立福音书局，编印定期的刊物，就是《基督徒报》（月刊），以取代停刊的《复兴报》。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几乎都有这份报刊。
李常受收集了各种属灵书报，其中有一份叫《晨星报》（Morning Star）的期刊。在这份刊物里，有署名倪柝声投稿的文章。李常受认为，倪柝声的文章是整份报里最高、最好的，对于圣经真理的见解最为他所折服。后来，当倪柝声出版《基督徒报》时，李常受就开始订阅，每收到一期，都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那些信息实在是好，李常受每次读完都觉得非常有亮光，有味道。
因着阅读倪柝声的书刊，以后李常受就和他通信。对于李常受所提的圣经真理问题，倪柝声都一一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在一封信中，李常受请倪柝声介绍帮助人认识圣经最好的书。倪柝声回信说，据他所知，对认识圣经最有帮助的是达秘的《圣经略解》；倪柝声还说：“该书义理深奥，除非你肯多读四、五次，否则无法尽领其意。”当时，李常受揣摩倪柝声写作的口吻与方式，以为他是位老先生，所以能把圣经讲解得那么好。后来才发现，倪柝声不过是个年轻人，只比他大两岁。
27.闽南厦门作工期间，患严重的肺结核病（1926年秋）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倪柝声被请到福建厦门附近的漳州公会中领奋兴会，就有王覃祺被复兴起来，邓主亲得着救恩，不久受浸离了宗派。因此，他们兄弟俩就在家中擘饼记念主数次。这是漳州聚会的缘起。
一九二六年的上半年，倪柝声又被请到厦门、鼓浪屿、漳州、同安作见证并布道，大约二个月之久，有很多人得救。在闽南厦门作工期间，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医生告诉他只有几个月的盼望，但他并不怕死。不过，他想到多年来在主面前所学习的、所经历的功课，都没有写出来，他对自己说：“难道把这些都带进坟墓里去么？”这样，他就准备写《属灵人》。因着他病倒，后来就有王连俊来接续他作几天的工，厦门、同安一带的聚会也起首了。
28.汪佩真在上海开始擘饼聚会（1926年底）
一九二六年底，汪佩真和一些姊妹从杭州迁往上海。之后在辛家花园，就是其父母的家里，开始擘饼。这是因为她在南京念神学时，接触到李渊如，也遇见倪柝声，藉着交通所得的亮光，使她后来也转到这条路上来。
29.第二次到南京，并与李渊如有些交通（1926年底-1927年初）
在厦门病倒期间，收到李渊如和成寄归的来信邀请。他素性不愿白吃人饭，随后他第二次到南京，住在成寄归家里，并在养病的同时，帮助校对成寄归所翻译的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所出的《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不过只改了头四卷，他就病得作不下去了。其时还有三十余位弟兄姊妹来和他交通，他和他们就谈论到教会问题。倪柝声知道神的手在他身上，是要他回到最初的异象中；不然，他认为也会走上复兴布道家的道路。
那时，李渊如因读了一本教会的历史书，看见各宗派的由来并不符合圣经，早已对真理有些明白，就受了浸，又和几位姊妹每主日起首擘饼。当倪柝声到南京后，他们同在一起记念主。这期间，李渊如与倪柝声有些交通，领受了关于主行动正确道路的亮光，就决定转过来。当她有心要离开《灵光报》主编的工作、完全走这条路时，却因报社负责人不同意她辞职，她只好勉强做到年底。李渊如的中文造诣极深，从一九二七年起，所有倪柝声的著作都是经她手编辑的。她在倪柝声的出版工作上，是个得力的助手。那些她所编辑的信息，如今成了主恢复中极大的遗产。
30.《属灵人》的写作与出版（1927-1928年）
1927年初，倪柝声已从南京住到无锡漕桥镇（现属常州管辖），他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因时局问题，房主离开后，也把房子托给他照料。在那里，他一边养病，一边专心写作《属灵人》，并带病完成了头四卷。
这本书，他从一九二五年就准备写，因着篇幅太多，一共十卷，需要较久的工夫才能完成。因此，他先写了一个缩小本，叫《灵修指微》。
这本书，他从南京写到漕桥，以后又写到上海，于1928年春出版。《属灵人》是倪柝声写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亲自写完的书，其余的书籍都是从他的讲道及教导中编印出来的。多年后，台湾福音书房重新出版《属灵人》这套书。李常受讲：“实在说，我是勉强答应弟兄们的提议。这套书是倪弟兄的著作，为什么他后来不肯再出版呢？就因为是讲‘属灵人’，所以不愿再出版。神今天不是要属灵人。《属灵人》这套书，分析得太厉害，人一读就容易落到分析里；这是倪弟兄不再出版的主要原因。不过他还亲自指给我看，更大的原因，是属灵人太讲分析，而没有异象。一个人可以把《属灵人》读得很熟，但没有异象；只有头脑认识什么是肉体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心思的、情感的、意志的，却根本没有异象，没有灵里的看见和经历。”
31.上海的聚会迁到赓庆里（1927年3月）
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有军事行动，革命军占领南京时，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就毁教堂，也把《灵光报》社完全毁了。李渊如机警地从后门一个窄巷子里逃出去，然后搭了火车到上海，与那里的弟兄姊妹相会。而在无锡漕桥，因为驻有军队，加上与外界音信不通，所以倪柝声就再次到上海，和当地的圣徒一同擘饼聚会。
不久后，汪家从辛家花园搬到赓庆里，聚会的地方也移到赓庆里。等到李渊如租下了文德里26号住房后，擘饼聚会就从赓庆里搬到李渊如姊妹楼下的客堂里。当时参加聚会的人数只有七、八个人。
这个时候，倪柝声把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从罗星塔迁到上海，称为“上海福音书房”。
第三时期：器皿（1928~1941）
32.召开第一次特别聚会（1928年1月）
1928年1月，倪柝声租下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今铜仁路）240弄文德里3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楼上作为卧房，楼下客堂就作为聚会之用。紧接着，上海圣徒的聚会，也搬到文德里。每主日都是倪柝声释放信息。
二月一日，倪柝声就在那里召集了第一次得胜聚会。参加人员约五十位，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内地会、自立会背景），和江苏北部的阜宁、淮安（美南长老会背景）的传道人。
33.重病经历神的医治，以及看见神的托付（1929年）
特别聚会结束不久，倪柝声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需要有人去服事他，当时四位同工姊妹都是单身的，不太方便。于是她们祷告求神兴起弟兄来，最好能带家眷到上海定居，一面可以加强聚会中弟兄的力量，另一面也可以服事倪柝声。后来，汪佩真到杭州见张光荣，问他是否愿意搬去上海。张光荣经过几个月的祷告，最终清楚是神要他离开杭州甘师母处，便在十月份全家搬到上海。
那时他的病恶化了，夜间不能安睡，晚上醒来，在床上翻来覆去，骨瘦如柴，夜间盗汗，声音嘶哑。人听他说话时，将耳朵放在他口边也听不见。护士作见证说：“我看过很多病人，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可怜的光景，恐怕只能活三四天吧！”之后，有人将这事告诉倪柝声，他说：“就这样了了吧，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又有一位弟兄打电报给各地教会说：“倪弟兄的病情没有好转的希望了，我们不必再为他祷告。”
一九二九年初，倪柝声回到福州处理一些家事。他的心里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甘愿去做神所要求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从前在三一书院时的教授，这位教授望着他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喟然叹息道：“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学校里我们对你寄望很大，认为你必大有成就，现在看看你这副样子，多么可惜啊！”真的，倪柝声的健康已经损坏，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显示不出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当下他觉得很羞耻，而就在一瞬间，他举目望天说：“主！我赞美祢，使我拣选了那最好的道路。”也就在那一瞬间，荣耀的灵充满了他的心。在那位教授看来，事奉耶稣是全然枉费的，但这就是福音的目的，把一切都献给神，为主枉费。
回到上海后，倪柝声用尽他还有的一切力量继续事奉主。病情一直折磨着他。后来，病情重到一个地步，连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他就在神面前认罪，同时也告诉神，他没有信心。那天他专一禁食祷告，并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答应神只作派定给他的工作。禁食是由早晨到下午三时，这个时段，同工们也在李渊如姊妹家，为他迫切祷告。倪柝声求神给他信心，结果神给了他三句话，是他一生不会忘记的。第一句：“义人必因信而活”（罗一17，另译）；第二句：“凭信而立”（林后一24，另译）；第三句：“因信而行”（林后五7，另译）。这几句话使他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他就感谢赞美神，因祂已经给他话语，他相信神已经医治他了。
然而，试验立刻就来。经上说“凭信而立”，但他还躺在床上。这时他心中交战，是要起身站立，还是继续躺卧在床呢？人到底是爱自己，以为躺在床上死，总比站着死舒服些。但是神的话发出能力，他就不顾一切，穿上他一百七十六天来未穿过的衣服。他下床要站立起来，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撒但对他说：“你连坐都不能，还想站立起来吗？”他说：“是神叫我站立！”他就站起来，全身又出冷汗，几乎要倒下去，心里一直说：“凭信而立，凭信而立！”他就走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穿好了，他便坐下。一坐下，神的话又来了，叫他不只要凭信而立，还要因信而行。他觉得自己能起床，并走几步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已经是了不得了，又怎能希望再行走呢？他就问神：“你要我往哪里去？”神说：“你下楼梯到二百十五号李姊妹的家里去。”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为他的病已经禁食祷告了两三天。
倪柝声以为在房间里走走还可以，又怎能下楼梯呢？可他祷告说：“神啊，我凭信能站立，我因信也能行走下楼梯！”他艰难地下楼梯，每下一阶，都祷告说：“主啊，是祢叫我能走！”。下到楼梯底时，他觉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后门，开了门，径直向李渊如姊妹的家中走去。
门一开，他走进去，七、八个弟兄姊妹注视着他，不出声，也不动。大家安静坐着，约有一小时，如同神出现在人间。他也坐在那里，心中满了感谢和赞美。之后他就向他们述说他蒙医治的经过。大家灵里畅快喜乐，高声赞美神奇妙的作为。那天，弟兄们也租了一辆汽车，到郊外江湾去见著名女布道家余慈度。她看见倪柝声，觉得非常惊奇，因为不久前她刚接到他快要去世的消息。但倪柝声的出现，被当作是从死里复活一样。于是在主面前，弟兄姊妹又有一番的感谢和赞美。那一周的主日，倪柝声在讲台上讲了三个小时。
34.和受恩教士的离世（1930年）
一九三〇年二月底，英国来华的和受恩教士罹患肠炎，到主那里去了，在世享年六十四岁。她在临终前赠予倪柝声的一袋物品中，有一短笺上写道：“亲爱的主，我感谢祢，因为祢曾赐下诫命说，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在她留给倪柝声的全部遗物中，除了一本有许多宝贝笔记的旧圣经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但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以后倪柝声采用了这句动人的祷告，作为他的座右铭。无疑的，这个发自和教士深处的祷告，恰切地描绘并解释了她的一生。
和受恩离世时，倪柝声不在她身边，只收到福州弟兄发来的电报：“和受恩教士安息了，被主接去，荣返天家。”在她过世后，被安葬在白牙潭村内，墓碑上大概写着：“和受恩教士安息之处。愿感动和受恩姊妹的灵加倍感动我们。”
关于和教士的离世，倪柝声在三月份《复兴报》“公开的信”中，说：“我们觉得顶可惜，听见福建罗星塔白牙潭的和受恩教士去世的消息！她是在主里一个顶深的人。她与主的交通，和对主的忠心，在我看来，是世上少有的。”十几年后，当倪柝声访问欧洲回来，有一次谈到工作和事奉，他叹息着说：“若是和教士还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他又说：“在我全部旅程中，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遇见一个人，能与和受恩相比的。”和教士离世后，倪柝声一直想要为她写传记，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会有相当的帮助，并且他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
35.“小群”名称的由来
一九三〇年底，“小群”诗歌就已达到一百三十首（先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完稿并出版）。关于“小群”二字，是一本暂编诗歌的名称。弟兄们盼望预备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然而，有人因着弟兄姊妹使用“小群”诗歌，就误会地称其为“小群派”或“小群教会”。对此，倪柝声几次声明并作解释：奉主名聚会，并无小群之名称。这个名称，是别人硬加的，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因为“小群”是指从古至今，以及将来的一切圣徒说的；“小群”是指真教会，包括全世界，古今中外一切在主里面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十二32）。虽然如此，人还是称呼为“小群”。结果，倪柝声判定将诗集的名称改为《诗歌》，也就是现今手里使用的这本诗歌的名称。
36.倪柝声与李常受第一次见面（1932年6月）
1932年3月底，倪柝声接受单济南的邀请，访问那里。倪柝声到济南后，单覃恩就专门租了一节火车厢，安排八十多名齐鲁大学学生到泰山半山腰一处公会的房舍，召开三天特会，带进了一次复兴，随后又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礼堂安排倪柝声向学生讲道十一天，结果有几十位医学院学生信了主。
六月间，倪柝声访问烟台。倪柝声抵达时，李常受和别的弟兄一同到码头去接轮船，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因为彼此通信已有一段时间，并有了认识。倪柝声也把自己向李常受敞开，说到他心上的事。之后，倪柝声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里对大批群众讲道，约一周之久。然后，他又应邀对黄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学生及会友讲道。这期间，李常受参加了倪柝声主领的所有聚会，他也向公司告假，陪倪柝声到黄县去，并从倪柝声的信息得着许多帮助。
这次当面的接触，倪柝声得着了李常受这一位重要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影响李常受往后几十年在主里的道路。
37.邀请其他团体所带来的难处（1932年底）
一九三二年底，弟兄会有七、八位圣徒到上海访问并交通。只是这次访问带来了极大的难处；这些来访的弟兄们，接触了苏北的弟兄后，有些弟兄就受了影响，想要和他们来往。这使得倪柝声吃了很大的苦。来访的弟兄们同时要求从上海到福州一带去看望，结果在那里又发生了相同的难处。所以此后，倪柝声就从中学了一个功课，可以接受外来文本的帮助，却不可随便请人来。
38.倪柝声第一次访问欧洲的情形（1933年4月）
一九三三年四月，倪柝声访问烟台，然后返回上海，再搭船到欧洲。因着之前弟兄会信徒的来访应邀，倪柝声就回访他们。倪柝声不仅到英国伦敦，也到加拿大和美国纽约，访问弟兄会的人，同时去拜访史百克弟兄、潘汤弟兄，又去见了《救知乐》的作者卡亭·乔治。但这次行程并非十分愉快。因着倪柝声读过史百克的书，和他通过信，所以很愿意去看看史百克；另外，他也读了许多潘汤的书报，所以也去看了潘汤。然而，弟兄会的人最不喜欢人去访问他们，住在他们那里，又去看望别人。
弟兄会有公开的和闭关的两派。公开弟兄会以慕勒为首，认为只要是得救的人，不管有没有脱离公会，在哪个团体吃圣餐，一概接纳；闭关弟兄会则以达秘为首，认为只要和任何别的团体有关系，在他们以外参加圣餐，那就是“恶伴侣”。倪柝声先是在弟兄会擘饼，后又到史百克那里参加擘饼，这在闭关弟兄会看来，是极大的罪恶。
一路上，倪柝声看到弟兄会到处都是分裂。这使他看清弟兄会中间混乱的情形。在他回国后，灵里便产生一个极大的负担，就是开始研究到底一个地方教会的界限是什么。
39.李常受到上海见倪柝声，受接待得帮助及成全（四个月）
1933年8月，李常受经过长久祷告，有意要放弃职业开始全时间，但他还不确定，想从倪柝声那里得着验证。于是，他就把这事写信给倪柝声。奇妙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倪柝声夜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后来，李常受才知道，倪柝声写给他的那封信，是在欧洲回中国的途中，当时倪柝声在船舱里，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祷告之间，他觉得该写一封信给李常受，告诉他该全时间事奉主。
十月份，李常受到了上海，倪柝声留他作客，接待他。他们同住约四个月，那段期间倪柝声做了不少事来成全李常受。他们私下的交通，主要说到四类事：第一，关于主的生命，要看见生命的事；第二，倪柝声对李常受叙述主行动的历史，即主恢复在中国的历史；第三，倪柝声教导李常受关于教会历史的事。从第一世纪直到二十世纪；第四，倪柝声帮助李常受用活的方式认识圣经，并介绍他读一些属灵书籍。
第二年五月，李常受就把家搬到上海，和弟兄们一同配搭作工。
40.谣言和异议使倪柝声受苦（1934年，见证分水岭）
倪柝声有负担要作耶稣的见证，反对组织的基督教。因此，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各公会都不请他去讲道了。不仅如此，那些领头的人，也尽所能的关门和拒绝；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还来寻求真理，寻求交通。到了一九三四年，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颇盛，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因此缘故，他们对地方教会的这个见证，不仅批评、反对，而且完全关闭。结果，也有许多基督徒筑墙限制倪柝声，散布关于他的谣言。
和受恩姊妹在世时，又一位配搭叫葛鲁思，她们都是从英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她像和受恩一样爱护倪柝声，对他非常关心。她说：“我听说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是真的吗？”倪柝声回答说：“是。”这位葛姊妹就责备他，问他一个单身青年男子，怎么可以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过了一些年，倪柝声亲口把这件事告诉李常受，为要帮助李常受明白自我表白的事。他说，他乐于受责备。他也告诉李常受，因为他的母亲到上海来看他，就和他同住一段日子。他说这话，不是要表白自己，乃是要给李常受一些帮助。李常受就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葛鲁思？”倪柝声回答说：“她并没有问我那女人是谁，只问我有没有一个女人和我住在一起。当我告诉她是有一个女人和我住在一起时，她责备我，我就没有再说什么。”这是一个有关散布倪柝声谣言的例子。
一九三四以前，倪柝声一直将他的职事向着基督教开启，但从基督教而来的，并没有好的回应。这正如保罗与巴拿巴把福音传给神的百姓犹太人，可是犹太人弃绝了，并且逼迫他们，于是保罗与巴拿巴对他们说：“你们弃绝这道…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参徒十三46）。所以这年夏季，有一天，倪柝声和李常受同乘一辆汽车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去探访一些弟兄。在途中他们交通到地方教会的见证被公会拒绝时，倪柝声对李常受说：“弟兄，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
41.倪柝声与张品蕙在杭州结婚（1934年10月）
1934年10月10日，倪柝声在杭州召集了第四次得胜聚会。在这次得胜聚会中，倪柝声母亲趁着众同工都在那里，就来请同工中年长的李渊如帮助，催促倪柝声尽快完婚。李渊如又找李常受和负责杭州教会的栾腓力（原名栾永生）交通，趁这机会和同工们说一说，盼望大家赞成，劝劝倪柝声结婚。
起先倪柝声不同意这个日期，因为十月十九日正是第四次得胜聚会最后的一天。最后，他接受了弟兄们的劝，说：“好吧，同工们要我结婚可以，只要栾腓力弟兄答应作婚礼的司仪，李常受弟兄作傧相，我就结婚了。”
42.婚事带来的风波（1934年11月）
十一月，因着倪柝声的婚事，上海就起了风波。原来张品蕙幼年失去父母，兄弟姊妹有些是在姑姑张美珍的照顾下长大。这位姑姑有点钱、有点地位，很想把侄女嫁给一个比较有地位、有钱的人。岂知燕京大学毕业、成绩优异，尤其精通英文的侄女，竟然愿意嫁给一个穷传道人？！因此缘故，她就极为反对。
当时张美珍住在上海，没有去杭州参加婚礼，却放了一句话，意思是要倪柝声在结婚后，必须去看她，否则她就不让他过去。倪柝声从幼年得救，就很守真理，一切事都照真理而行。他说：“我结婚了，我太太的亲姑姑住在上海，我一定同太太去看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她先放出风声，如果我不去，就要给我难堪，这样我就不能去了。我一去，就变成政治作用，显明我是为避免难处而去。”因此他就不去，事情僵在那里。
出于对这事的怨恨，张美珍在全国最大的一张报纸上，连续一个星期登出了措词粗鄙的大广告，作为攻击倪柝声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许多单张在基督徒圈子内广肆分发，这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制造了相当大的骚动；因为张美珍平常所接触的，都是一般公会的人，他们早就不喜欢倪柝声，所以就火上浇油，闹得满城风雨。
这事使倪柝声变得极其消沉，所幸妻子张品蕙在他身边不断地安慰和鼓励他，并在他工作上做得力的助手。可这件事却迫使倪柝声停止了公开的服事。
43.“让我爱”之诗歌说明（1935年雅歌书查经附页）
1935年5月，在李渊如和李常受的提议下，倪柝声到杭州西湖带同工们查读雅歌书。顺带一提的是，《歌中之歌》书末附带了一篇“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有流传说，这首诗歌的词作者是中世纪的圣法兰西斯（St.Francis of Assissi，又名方济各），当倪柝声翻译时，又加上末了的数行。其实，经过考证，这首诗歌就是倪柝声写的。
《让我爱》这首诗歌，首见于倪柝声文集《讲经记录》第十四期，为倪柝声一九三一年大病初愈之后写的一首词。后见于《歌中之歌》的书末。起初，这首词的题目是「一九三一年」 ，在编排时，还特地在“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的句子旁加注：「一九三一」。
不管诗歌的词作者是谁，这都是倪柝声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圣灵在人里面谱写的爱的诗篇，现今可以唱颂了。有许多圣徒也喜爱将这首诗书写出来装裱，以作为座右铭。李常受晚年说：“今天你们若是到我的睡房去看，我睡房没有别人的相片，只有倪弟兄的相片。还有倪弟兄所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的那篇文字，挂在我睡房的一边。我怀念他，我永远怀念他。”
44.灵的更新带来大复兴（1935年8月，烟台—上海—泉州）
一九三五年的头几个月，倪柝声因着婚姻的风波，灵里有些折磨，觉得自己需要一种属灵的休养，也感到在他的灵命上需要有一个突破，就定规在夏天之后再到欧洲，去英国看望史百克求得帮助。八月，倪柝声第三次到烟台。他在那里遇见从苏格兰来的巴若兰小姐。他们彼此便有很愉快的交通，并且倪柝声从巴小姐得到极大帮助。有一个晚上，在单覃恩家交通后，倪柝声再到院子里的网球场上与主交通，祷告主。在他个人祷告时，进入了圣灵浇灌的经历，他的灵得到了更新。
随后，在烟台当地召开一周的特会，这给烟台教会带来了一次复兴。他自己也相当复兴，就打电报到上海，告诉圣徒们这个经过。因此，上海教会急切盼望他回去，有同样的复兴会。于是他就取消欧洲之行，搭船回上海去了。他一回到上海，整个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同工们一同就他的新经历查考圣经，并一同祷告。十月份，上海教会召开了同工们的特会，也是个复兴。闽南听见了，也请倪柝声去访问厦门鼓浪屿、泉州；他去了，那里也得了复兴。这个复兴爆发出来了，很快就传布了华南地带。
45.倪柝声对说方言的态度（1936年，灵恩运动）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李常受在北平率先接触灵恩运动，并参加他们的聚会；一边花些时间观察他们。结果，他得出好些疑问，却没有能从中得着解答，如说方言只是发出某种声音，别人听不懂的话。后来他就放弃了。倪柝声听见这件事，就用林前书十二章三十节的话，拍了一封电报给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其实，使徒保罗所提到关于说方言的这话，乃是那些灵恩运动人士的难处。
李常受觉得，倪柝声有地位拍这样一封电报给他，因他比自己年长，这封电报劝他对说方言这件事要谨慎，也实在给他莫大的帮助。后来他说：“倪弟兄从来没有说方言。有些人说，说方言是恩赐惟一的显明，但他坚决不赞同这点。许多属灵的伟人从来没有说方言。我们不该被愚弄。然而，有些基要派的教师，跟随达秘的教训说，说方言和其它恩赐的显明，在时代上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赞同这点，这太极端。我们不能说恩赐过去了；各种恩赐仍在这里，但必须是真实的。”
46.倪柝声三次公开的见证（1936年10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倪柝声到福建鼓浪屿，召开同工聚会，他用电报邀请魏光禧参加。在这次聚会中，倪柝声公开讲到自己的见证。平时他很少公开地说到自己的经历，这可能是因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过于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徒保罗在林后书十二章所提的见证，是等到十四年后才公开发表。因此缘故，魏光禧多次拟将这三篇的见证公开发表，但因体会倪柝声的心意，故迟延隔了三十七年，也就是倪柝声离世与主同在后，一九七三年才公开发表。
47.战争爆发时出访南洋，及圣经失而复得的故事（1937年9月回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应邀访问菲律宾。八月十三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九月，倪柝声应邀从菲律宾转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访问。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当日本人攻占上海时，倪柝声的住处有财物遗失或被盗，其中包括他送给张品惠的结婚礼物（一本中文圣经），后来这本圣经失而复得。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中国传道人，正在爱尔兰的一个聚会中讲道时，有人大声说：“我有一本中文圣经，就能把这一段讲解得更清楚！”说着，他们就拿出一本中文圣经。那传道人问他们，这本圣经是哪来的？他们就答道：“有一位朋友的儿子曾在租界区的英军中服务，有一次被某种想获得战利品的直觉驱使，走进一间空房子里捡到这本书。在书的空白页上，他读到一句英文，意思是‘读此书能保守你远离罪，罪必阻挠你读此书’。他想这本书一定是圣经，就把它留下作纪念品。”那传道人看一看署名，认得这些中文名字“品惠存，柝声敬赠”。他就要求能否送还原主，他们就很快答应了。过了一些日子，倪柝声夫妇被邀请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就惊奇并意外地重新获得了这本圣经。
48.《工作的再思》出版（1937年11月重讲）
1937年10月间，倪柝声再次召集了同工聚会。聚会正式开始于十一月份，倪柝声对全国同工，重新讲《工作的再思》，这次比一月份讲得更完全，内容更深，启示更清楚。这信息的速记内容，流传各地，立刻引起出版的需要。同工聚会结束，倪柝声回到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上海。到了十二月，首都南京落入侵略者前所未有的暴行中，国民政府开始向西迁都于重庆。这个时候，倪柝声对《工作的再思》修改润色，并藉着李渊如和张品惠在文字上的帮助，此书于次年三月得以及时出版。
49.倪柝声第二次访问欧洲（1938年2月，5月伦敦史百克，7月22日开西大会，10月丹麦）
七月二十二日，倪柝声与史百克同赴开西大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聚会。那时开西大会的主席是中国内地会的董事会主席艾迪斯先生，他听过一点倪柝声的事；当他看见倪柝声赴会在场，就要求倪柝声有一个祷告。那些年间被邀请在开西大会说话是太荣耀的事，就是被请上台去祷告也是一件大事。当主席请他上去的时候，他不敢去。他问史百克（是史百克带他去的），史百克鼓励他说：“你去吧！”于是他就上了讲台，祷告说：“主掌权！祂在掌权！祂是万有的主！没有什么能摸着祂的权柄！那出去损害主在中国和日本之权益的，乃是属灵的权势。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但我们为祢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他们不过是主仇敌手中的工具。主，我们在祢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国。主，逼迫祢的教会就是逼迫祢。”这祷告是当着一位日本基督徒的面献上的，那时侵略的日军大肆破坏，并且日益加剧。祷告之后，有人传信息。但是信息之后，没有人谈论那个信息，都谈到倪柝声的祷告。全会众都被这祷告所抓住，并且深受感动。许多人认为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个启示，给予每一位有幸参与此次聚会的人，难以忘怀的回忆。
大会期间，艾迪斯与倪柝声有很好的交谈，倪柝声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与这位在中国最好的差会的首领有一次交通。经过交谈，这位内地会的主席完全赞同倪柝声的感觉，于是他告诉倪柝声说：“弟兄，主在中国所托付在你身上的，正是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也正是我们所没有作到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士反对你，他们错了。”后来，这位主席特意到中国，在上海召集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并公开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反对一位名叫倪柝声的工作和职事，这事你们做错了。我特意来与你们相聚，叫你们知道，他一直所作的就是我们所该作的。就因为我们叫主失望，因此主兴起他来代替。所以我今天劝你们，也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再做任何事攻击他，反对他。”但是，等这位主席回伦敦后，西教士们攻击得更加厉害。
十月，倪柝声应邀访问丹麦。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他就罗马书五至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后来畅销欧美。
50.英国回来的实行，以及对局势祷告的态度（1939年9月和1940年初）
1939年5月，倪柝声离开英国，七月他回到上海。九月三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早晨，倪柝声要求教会为欧洲紧张的情势祷告。为了帮助信徒澄清观念，倪柝声于一九四〇年初，发表一篇谈话，讲到“不是为中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为基督里的男女”。他教导神治理世界之主旨的祷告态度。他从波斯王古列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指出神在世界历史中的安排，都是为着祂自己的子民。他说：“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如何祷告。这种祷告是能使英国、德国、中国及日本的基督徒一同跪在一起，并且众人都能为所求的说‘阿们’的祷告。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祷告必定有了错误。我们可以告诉神，日本人对祂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要同时告诉祂，在中国的基督徒及宣教士，在态度上过于倾向于美国。而上次欧战中有许多祷告是不荣耀神的。我们不要再陷入同样的错误中。教会必须能站在超越国家问题的地位上祷告说：‘我们在这儿，不为中国人也不为日本人的胜利祷告，我们只为神所宝贵的儿子之见证而祷告。’如此祷告，就不是虚空的言语。如果整个教会都这样祷告，那么战争必定很快就被神的方式解决了。”
51.建造教会的蓝图（教会传福音，1940年春）
1940年4月，在上海友华村开始有为期两年的训练，李常受带了几位弟兄姊妹同去参加。有一天，他和倪柝声从会所楼上下楼时，倪柝声对他说：“常受弟兄，我们手里对于建造教会有神的蓝图。”事实上，倪柝声提到“建造教会的蓝图”，主要讲到两面：一面是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复活的生命中；另一面是认识教会必须有实际的建造，有实际的事奉。因此，就需要有长老室，有长老的事奉，并设立执事室，有执事的事奉。经过交谈，李常受从倪柝声那里，看见并接受了这个蓝图。两个月后，他就带着这个蓝图回到北方，在烟台教会整顿长老室、执事室，带进实际的事奉，并推动“教会传福音”。在当时，中国各地已有几十处地方教会，只有上海、烟台二处有这蓝图，且按图实际的建造。但因着战事，后来上海的聚会受到难为，在北方却有了转机，许多该学、该实现的，都在北方学到了，也实现了。
52.倪柝声参与经营药厂的起因和经过（1940~1942年）
自一九三九年倪柝声从英国回到上海后，自己就担负起栽培同工的工作，他有较重的负担。
也许有人以为，地方教会如此快速扩展的工作，将近两百位全时间工人、外加广泛的旅行探访、出版计划、房屋租金等等财务开支，主要来源于个人的什一奉献。然而，地方教会从来没有正式强制实施“什一”奉献，在实行中，有的教会平时能自给自足。
但是，教会与工作是有区别的。工人们是不需要负任何地方教会的责任，当教会有突破性的福音工作，比如会所要临时雇人、印刷圣经及小册子等开支，那么整个开支就无法再顾到工人家庭的需要。那个时候，因着日本与美国的敌对状态，通货膨胀突进，租界区的中国商业基本停止，任何基督徒在事业上想有资金周转几乎不可能。因此，倪柝声看到许多年轻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挨饿、生病，及财务上的困境，而教会的一般信徒经济状况也没有比较好的，都凑不出钱来帮助他们。
倪柝声为这个日渐加增的经济问题而沮丧，他在神面前寻求了几个月。同时，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工作中经济上的短缺很大，同工的需要也实在太大，又加上文字印刷都需要钱，最终他开始帮助其弟倪怀祖经营“生化药厂”。以将药厂的一部分盈利调拨出来，在艰难时期维持他的同工们的需要。同时，他也安排许多弟兄进药厂工作。
53.钱成了难处和负累（1942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同时占领上海租界。这时候，银行存款因着币值的变动，都有问题。上海教会账上存的三万元，也自然成了一个问题。
有一天，一个所谓的“弟兄”拿着枪到李渊如的住处，威胁她说：“我确实知道教会有这笔款存在银行里，你去告诉负责弟兄，把这笔款准备一下，明天给我拿来。”李渊如马上找长老交通，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给主。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被电车撞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后来，为要避免这笔钱贬值，倪柝声就向教会，用生化药厂的名义借用这款。当时生化药厂刚办起来不久，需要一笔资金。倪柝声表示将来教会如找到合适的地方要盖新会所，生化药厂就加倍偿还。教会也同意了。
从这件事证明，倪柝声实在是主忠心的仆人，虽然有些人常动这笔钱的主意，也有人造谣说他使用经济不明，但是他保存了这笔钱，不仅没贬值，反而升值了（三十五根金条），且在一九四八年拿出来买地造会所。
第四时期：守望（1942~1951）
54.上海地方教会的大风波前后（1942年）
上海生化厂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赚了些钱。但是以后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有的认为倪柝声专权，把属灵的权柄用到厂里来；有的不满工作，有的嫌工资太低，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在教会中有很多流言蜚语。那时，在生化厂的弟兄们常到李渊如家去告状。告状这件事，就给撒但有洞可钻。魔鬼一贯的手法是挑拨离间，它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信徒，它要钻入教会里来散布诽谤控告的话。
主借着倪柝声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近三年释放了基督身体的信息。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因着生化厂的问题，教会中生出了风波，由该不该作生化厂，愈演愈烈，传言加上无理、恶意的中伤，演变成对倪柝声个人的严重攻击。自此风波开始，有的人就退出药厂，吴锡佑也不愿作厂长了，王大和辞掉营业经理之职回信谊药厂去了。此外，药厂因亏本，连红利都付不出，许多弟兄姊妹都将股票卖掉，卖不掉的就怨声载道。结果，倪柝声只得自己买下，全厂的股份到后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
然而，不实传言、恶意中伤，及肆意攻击，不断地涌来，风波愈闹愈大。到一九四二年年底时，这件事最初引起上海的朱臣、杜忠臣等四位长老的疑惑。或许他们心里想倪柝声被玷污了；在他们眼中，以比喻讲，倪柝声是一个扶着犁往后看的农夫。他们自问，像这样的人，怎能传讲神的话呢？于是，倪柝声被要求在哈同路文德里停止讲道。
对于年底长老们的决议，必定引起一些信徒揣测，事实是招来更为严重的说法。有的人恶意地批评倪柝声，说他做生意乃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就连那些从前暗中接受他经济帮助的一些弟兄，都公开反对他。当时，教会内部议论纷纷，属灵气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李渊如也牵入其中，退出事奉隐居了。有人说，那时全国只有两个半人，不反对倪柝声：一个是汪佩真，她在上海，是绝对为他作见证的；另一个是远在北方的李常受，是完全为他作见证的。至于另外半个，就是俞成华。因为他既不反倪，也不为倪作见证。
自从一九四二年上海的地方教会起了风波以后，聚会人数就减少了，传福音聚会和交通聚会也停止了。只保留了主日讲台、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但是很少人在聚会中开口祷告，聚会死气沉沉。
55.倪柝声帮助他的朋友们（西教士，1943年）
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人预备在他们的“拘留所”，要把一些外国人集中在一起，倪柝声尽其所能地帮助他的朋友。那个时候，同工单覃恩及家人，都被关起来。但因他身患重病，被送到医院治疗，所以倪柝声就有了照顾他的义务。
在巴若兰小姐，尚未被关进上海城南龙华集中营前，倪柝声夫妇冒着危险，在小屋内围上红色及黑色的布帘，并用一个简单的炉子做饭菜，秘密款待这位外国来宣教的客人。
后来，在上海的多位西国姊妹，因上海地方教会的情形而停止聚会很久，灵里非常枯干。有一天她们不得已去找倪柝声交通，交通后就大得帮助，喜乐异常。她们说：“不管倪弟兄开生化厂是对或是错，我们知道他灵里有宝贝，他里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没有的。”于是，她们与许多弟兄姊妹交通，而有了恢复倪柝声职事的开头。
56.从受苦的经历中学习功课（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1942~1948年）
从倪柝声停止职事到恢复职事期间，他虽在公司经营方面有过很大成就，但他也在经历受苦，就是拆毁与重组，内里生命有巨大的变化。有一本书，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就是他从中学习的所得。对于为神作工与流露生命，又正如他曾说：“神注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而算得上的事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工作，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能让神作工的，就不能为神工作。”
57.倪柝声在上海恢复尽职（1948年4月）
1848年4月，在上海有一个全国性的交通聚会，藉着李常受等人的劝说，倪柝声答应，并受邀主领哈同路的聚会。到了上海，因着倪柝声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这叫众人非常喜乐。因为上海地方教会已经复兴了，所以那次到会人数相当多。并且，当倪柝声到那儿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位同工，及三十几位长老，和上海教会的人都在等他。
在这次特会中，倪柝声请众人唱《葡萄一生的事》。但许多唱的人不一定就了解他的用意，因为那葡萄就是指倪柝声自己。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结果子，描绘葡萄不断受各种苦难和对付，却仍然结果子叫别人喜乐。经过多年的受苦之后，倪柝声渴望藉着唱这首诗歌，来表达他属灵的情操。
在接下来的交通聚会里，有一次，当倪柝声谈到为什么去作生意时，他说：“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他给了众人一个统计，从哪年到哪年同工有多少，后来因着营养不足，肺病死去的有多少，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灾苦又是多少。他告诉众人，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只好去作生意。说到这里，他哭了。随后，李渊如也哭了，众人都哭了，全场哭在一起。在倪柝声说过话之后，李渊如也起来说了一段话，意思是，她对那个上海风波事件懊悔极了。这样的交通，使大家更了解一些实情。认错的很多，认罪的很多，悔改的也很多，整个上海地方教会就完全恢复了。
58.交出来撇下一切跟从主
在倪柝声的职事恢复期间，倪柝声在聚会里讲到他过去办生化药厂是逼不得已的。他说，他像一个寡妇出嫁，为了要养活儿女。当他说的时候，他哭了。他说，今天弟兄姊妹将一切都交给教会，他也将生化药厂交出来，交给教会。这时候许多人都哭了，汪佩真哭得最厉害。这样，过去许多对他有看法和异议的人，如李渊如、缪韵春、张愚之等都向他认罪并与他和好了。
不仅如此，弟兄姊妹夜相应交出来，每天都有东西拿到教会里。因着有很多人交出来，有些经济不富裕的，将养生的钱也交出来了，所以教会再次申明，交出来的财物该是除日常必需的生活费外多余的则物，不是要将所存的钱都交出来。有些没有多余财物的人，教会就将他们交出来的财物退还给他们。有的人特别是各地同工，可以写名条将自己交出来；有的人可以写名条，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在职业上事奉神。这时差不多全国所有的同工都将自己交出来了。
关于交出来这件事，弟兄姊妹都尽自己所能的奉献财物；有一个富有的弟兄，也想有点财物的奉献，就对弟兄们说，他要奉献一部福音车。弟兄们知道这位弟兄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人既没有奉献，东西奉献有什么用呢？就没有接受他的福音车。而他看见弟兄们不接受福音车，就改奉献一笔款子。但弟兄们仍是不接受。因为神要的乃是我们这个“人”，不是人的“财物”。人必须先献给主，然后才能献上人的物。
59.到福建鼓岭山上去受训，并盖建南阳路聚会所
弟兄姊妹将所是、所有、所作的，都交给教会，于是倪柝声就分批让他们到福建鼓岭去受训。那个时候，倪柝声征求家人的同意，已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在五月下旬，倪柝声接续负担，随即到福州鼓岭主持为期四个月的同工训练。第一期训练正式从六月开始，接受训练的同工大概有八十多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期鼓岭训练结束的聚会中，倪柝声把一个“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的计划摆在众人面前。那时候，全国三十几省，每一省都有地方教会的聚会，约计有四百多处到五百处。加上鼓岭山上的训练又是那样成功，个个灵里火热，所以倪柝声就订出来一个计划，要“二十年福音化中国”。
虽然按着鼓岭山上受训的情形，无论谁在那里，都不能不觉得，就福音而论，主是把全中国都交给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实在应当为着主有点作为。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这个大计划没有作成。
倪柝声的职事恢复以后，除了鼓岭训练蒙主祝福，上海地方教会买地造会所也很顺利。关于盖建新会所这件事，因着教会人数增加，大家都非常有心。倪柝声把盖会所这件事全权交给李常受去负责。南阳路新会所最终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落成，可容下几千人。
60.时局变化下两次紧急的同工聚会，打发李常受去台湾（1948年11月，1949年2月）
1948年11月，因政局改变，倪柝声第一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为着同工们该留下或离开，祷告、交通并寻求主清楚的引导。聚会中，倪柝声先交通一点当前政局的情形，大家有些祷告，然后他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常受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但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定规该怎么办。最后倪柝声只好说：“让我们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要如何带领我们。”
1949年2月，倪柝声正准备第二期鼓岭训练，但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就从福州到上海，再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一开头他就重复前次紧急聚会的宣布：“不论李常受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而他觉得自己与大家都必须留在国内，忠心到底，并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
聚会很快就结束。散会后，李常受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他一个人打发走，所以在散步时他问倪柝声，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倪柝声对他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李常受说：“既是这样，我没有话说。”接着倪柝声问：“你现在怎么办呢？是先到香港，还是先到台湾？”李常受说：“我也没有什么观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作。”事情就这样定了。直到四月二十八日，倪柝声从福州发电报，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李常受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然后叫他快快到台湾去。后来不久，李常受就“移民”到了台湾。
61.与李常受在香港最后相处的日子（1950年2月~3月）
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主领特别聚会，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不久，信徒扩增到三千人，以后就买地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会所。特会期间，倪柝声拍电报给李常受，要他在自己回中国大陆以前到香港面见。二月十六日下午，李常受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倪柝声把李常受带到同工和领头人的聚会中，他在众人面前说：“常受弟兄，照着主所给你的权柄，请安排此地教会一切同工、长老和执事的事奉。”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谈到属灵的事，倪柝声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个重大的责任，李常受知道倪柝声是要他开始带领，为香港教会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
三月二十日左右，倪柝声接到上海长老们发来的电报，说那里有许多问题，请求他早点回去。倪柝声接到电报后，就不顾同工们多次力劝，定意要从香港返回上海，并由内弟张宜纶送他到火车站前往大陆。走时，他担心再有劝阻，与李常受不告而别，从此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通信。
在走前弟兄们劝倪柝声不要回去时，他对李常受及汪佩真等其他同工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性命也不顾惜。大陆有那么多处教会，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当时，从出生地汕头传来母亲倪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的消息，都未能影响他的决定，只是请他的大姐安葬，而自己则回到上海，为着照顾全国的众地方教会。当他回到上海后，又叫张品蕙离开香港定居上海。
在倪柝声离开香港前，有一个多月时间，和他亲爱的同工李常受在一起配搭，共同处理香港教会的事务，修改诗歌及定规文本工作，也有私下更多的甜美且难以忘怀的交通。他希望李常受不要再回中国大陆，并把实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诉他。而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他的负担仍是要回到大陆去。他把香港的工作交给李常受，陈则信和魏光禧则负责香港教会。在对福音书房和文字工作上，他安排福音书房要在三地成立：上海、台北和香港。他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李常受负责“台湾福音书房”；魏光禧负责“香港福音书房”，同时李常受要在文字和编辑上协助。并且，三个书房都有共通的版权；换言之，三个书房就是一个。
62.“三自革新”运动下的情势，以及十二位同工联名发表声明（1950年10月22日）
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为首的四十名基督教人士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倡导“三自革新”运动，并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
往后几个月，因着外面有的刊物，责难抵挡地方教会的见证，攻击倪柝声及他的职事，并将他从前受诬陷之事重提。基于此，在抱着静默的态度和不乐于争辩之后，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于十月二十二日，联名在《敞开的门》第二十二期发表声明，说几句不得已的话：“因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63.与“三自”的来往，及倪柝声在南阳路大聚会讲了三篇话（1951年1月1日）
1951年4月，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要求各大公会的教牧人员和独立性教会（包括聚会处）的传道人，一面要各宗派登记跟帝国主义的关系和接受他们多少津贴，一面在各大公会和独立性教会搞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运动。此次会议，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但很快就从会议宣布的“共同纲领”中获悉，宗教自由是会有的，可这种权利只能为那些拥护他们的人所享有。二十七日，上海当局逮捕成千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有些同工被监禁，众人都在试炼中，上海地方教会的聚会也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形下继续着。
在这场运动中，南阳路聚会处是由刘良模来领导的，但是遭到倪柝声的反对。因为从一九二二年开始，地方教会就已经脱离了外国差会和大公会，并没有和任何差会、公会、外国宗教团体有过行政上、经济上、神学上的关系。也没有任何名称，只称自己在某某地奉主名的聚会；又不需要礼拜堂，在家中就可以聚会；更没有雇用的牧师，同工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都凭信心生活。虽然反对神学，话语的信息却是直接从神启示而来，所以地方教会自称是土生土养的，不存在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故将“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登记表”空白退回去了，上面加上一个“非”字。倪柝声又认为，青年会派的人与地方教会的信仰不同，他们虽挂上一个基督教的招牌，但他们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信耶稣是讲自由、平等、博爱，是社会改革家，来为人类救苦救难，为人类服务的。所以，按圣经约翰贰书的教训，这等人不能接待他们，也不能问他们的安，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因此倪柝声称他们为“不信派”。
然而，将空白登记表退回去，不控诉帝国主义，和“三自”领导人对立起来。这就引起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的怀疑，认为地方教会是对抗、隐瞒。以后，那些人就将矛头对着倪柝声，想要控诉他。
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和九月十二日，倪柝声在南阳路大聚会所讲了三篇话，题目是：一、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二、我们对于政治所应有的态度；三、走那一条路。 倪柝声对众人的讲说中，谈到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争执，如何来适应新的环境，如何来顺服当权者。面对所处的困境，他所担负的实在沉重，因为这不只是关乎他个人，更是关乎到全国几百处地方教会的命运或属灵前途，甚至是圣徒们的性命。在此前后，有人叫他加入三自，他不同意。又对他说：“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参加‘三自’，我要叫你作‘三自’的头头。”但他仍是拒绝参加。这期间，他在不停地向神祷告，寻求主的旨意并祂亲自的引领，且巴望主能够快快来到。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歌，开头的一节是：“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祢仍未向我们呼召；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祢，但祢好像不听我们祷告。祢来，就来！我们呼求祢快来！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祢来！我们等候祢快来！”
64.关于倪柝声是否加入“三自”
在倪柝声未去北京开会前，他一面自称早是“三自”，拥护“三自”，认为地方教会是赞成“三自”，就是自立、自传、自养的；另一面为使弟兄姊妹对“三自”不产生对抗情绪，还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其实，倪柝声所拥护的是“三自宣言”，赞成三自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他拥护弟兄姊妹参加“三自”组织。这样，上海宗教事务局就认为，倪柝声有篡夺“三自”领导权的阴谋，因为只有在政府领导下的“三自”，才是真正彻底的“三自”。倪柝声的所谓“三自”是不反帝的，所以不能称数，就算脱离宗派，不等于已实行“三自”。“三自”必须是要在反帝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因此缘故，宗教局就把矛头专对着倪柝声，要把他打下来。
一九五一年，倪柝声发表了一篇“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有人误以为，是倪柝声思想转变，已同意加入“三自”。其实，他说的“转过来”，是指转过来认识要站稳人民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是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但他仍没说与“三自”组织合作。
直到一九五六年肃反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这话证明倪柝声虽然说思想转变过来，但是在他被逮捕前还没有同意加入“三自”。只因为不同意加入，也不承认史百克和弟兄会等人是帝国主义，所以矛头就对着他。
事实上，倪柝声并非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人，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经过四年时间来搜集他的犯罪证据；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动员众圣徒来控诉他，以掌握更多的“罪证”；如果他那么听话，他的同工们也就不需要再被轮流审讯，并交代他的问题。因为只要他听话，所有的事都好办了。但只因为他不听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在审讯期间所受的苦，并不会比任何一位同工少。肃反运动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过：“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这话隐含倪柝声被逮捕的真正原因。
第五时期：锁炼（1952~1972）
65.被捕的诱因，及“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
1950年的时候，生化药厂工会数次派代表和倪柝声谈判要加工资等，正在这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信谊药厂时，也来参观胶州路生化药厂，看见这个厂人不多，技术人员却很多，就对倪柝声说：“你们这个厂人才济济。我们东北药厂设备都是日本人政府机关留下的。我们有工人，可是缺少技术人员、制药人员。”于是，他就提议两个厂合并。倪柝声跟龙厂长说：“合作不必了，我们把药厂搬到东北去跟你们并在一起，成立个东北药厂。”那时，倪柝声看到生化沪厂的工人要斗他，就想将生化沪厂卖掉，遣散要斗争他的工人。
当时，龙厂长要买生化渝厂的一个高压锅。倪柝声开价三十万人民币，他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他这笔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言明将来要还美金的。现在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照黑市一元美元合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高压锅因此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同意这个价格，就将高压锅买下了。那个高压锅运到东北，他们也不会用，就丢在外面。可未曾想，后来这事成为倪柝声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证。
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所谓五毒），就是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包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五反检查队”在东北药厂发动该厂工人揭发雇主的“五毒罪行”时，前上海仁和药厂（即今第十七制药厂）的厂长，后被聘为上海生化沪厂的副总经理，再后来迁往东北的史济汤，在东北药厂检举了倪柝声（当初高压锅就是倪柝声托史济汤从一家染料厂买的），说他将高压锅以三十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这就被视为是盗窃国家资财。
66.倪柝声被捕（1952年4月）
因此，东北公安部派人来上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来到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要倪柝声当即到沈阳去交代被控罪状。当时，张品蕙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资本家被带走交代问题是常有的事。可是，在被押前去沈阳途中，倪柝声在火车上被正式逮捕。
67.被关押在沈阳秘密审讯
倪柝声被捕之后，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秘密审讯。由于政府的保密，没人能知晓他遭受了什么。又因正值抗美援朝期间，许多人一直被单独关押反省且被拖延审判。他被关押在沈阳有八个月之久。
68.被押回上海，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1953年初）
直到一九五三年初，他被押回上海，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三年半。倪柝声在那里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这个时候，人要定罪他，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而是转移到信仰上。因为他是基督教里的头头，并且是不服管的；他不愿意参加“三自”，就自然成为反革命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也势必成为专攻的对象。从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展览会，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倪柝声和龚品梅的“罪证”，就能看出当局已完全要在宗教信仰上着手，看看怎么把倪柝声等人严办，为巩固新政权的稳定，并消除一切“不服管”分子。
69.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被庭审（1956年）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这一天，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秘密举行听证会，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地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并从事间谍及破坏工作），在经济上偷税漏税，在生活上和多位女同工有染，并购买摄影机拍摄并私藏色情影片。
在同一天，大逮捕、大清洗和大搜查，恐怖的气氛笼罩整个上海，许多同工被捕，包括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人。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倪柝声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当时，倪柝声并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
后来李渊如和汪佩真，以及其他同工也被判多年的监禁和劳改，有的在狱中离世，有的在文革时期不肯跪拜偶像被处死，有的晚年仍不忘传扬福音。正如圣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书四7）。
70.移送到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上诉被驳回（1957年1月）
被判刑后，倪柝声被移送到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2.7米），四点五英尺宽（1.4米），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
根据吴秀良在《破壳飞腾》里给我们提供的资料看，面对这个判决，倪柝声曾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倪柝声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是倪柝声为着自己的见证，并众教会的见证，决定效仿使徒保罗向凯撒上诉。然而，正如保罗一样，还是被罗马执政者斩首处死。
71.在提篮桥监狱里做什么工作（改造学习，翻译外文科技和医学资料，直至文革开始）
在上世纪六〇年代初期，倪柝声被分派到监狱工厂里的“翻译科”，从事翻译外文书刊的脑力“劳动”。虽然监房的面积像工厂用来搬运货物的大电梯间，但在劳动场所，根据吴友琦回忆：“他们给了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有桌子、椅子，叫他做翻译英文科技书报的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好，曾有弟兄看见公安人员陪他去上海图书馆找参考资料。”等到文革期间，他已不做翻译工作了。
犯人每天的生活，包括两方面：早晨劳动，下午学习。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那个时候，倪柝声是“小组长”，带领小组学习讨论，启发大家发言和作记录。讨论完了，还要打报告给干部查阅。
学习之余，还有对付“反改造”，就是批判和斗争，简称“批斗”。特别是到了文革，批斗会接连不断，监狱也是如此。如一九六五年，倪柝声就常常受狱方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信仰。有一天，大礼堂密密麻麻地坐满四、五千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要批判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的龚品梅，另一个就是倪柝声。
无疑的，倪柝声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动、作翻译的工作等，来顺服在上掌权的。但他绝不肯放弃信仰，这是他改造的底线。正因如此，他曾做过翻译的劳动，也担任过小组长，狱方对他更有适当的照顾，可在思想改造方面，他至始至终都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并时不时被揪出来控诉和批斗。
72.张品蕙获准每月一次到提篮桥监狱探望（1961年）
一九六一年开始，倪师母张品蕙获准每月一次到提篮桥监狱探望倪柝声。从倪柝声被捕之日算起来，他们已有十年没见面了，这种思亲之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在文革前，刘少奇上台当主席的一段时间，那时倪柝声作翻译的“劳动”，他和妻子还能有机会在一间铁丝网隔离的大厅内见面，并谈话半小时，他们待他很好。等到文革时，倪柝声接见妻子与大家一样排队在礼堂里面。接见时间只有一、二十分钟，因为人多嘈杂，所以大家必须大声吼叫才能听到对方说什么。那种紧张的气氛，犹如华尔街股票中心经纪人的疯狂叫喊一样。但一切言行都在狱警的监视下，许多话题不能谈；犯人的一举一动都纳入接受“改造”的范围，对于倪柝声夫妇而言，甚至只许他们讲普通话，不许讲福州话，怕他们私通情报。
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每次去探监时，张品蕙就给倪柝声带些食物、药品、钱和日常用品等。有时是倪柝声的二姐倪闺贞陪她去，还有一次张锡康陪她同去，但许多次是她一人去探监的。根据吴磬的录音谈话，张品蕙曾把新约的罗马书撕开作为包食物或药品的纸带给倪柝声，其它除马列和科技的书籍外，也带过唐诗。（注：吴磬是倪柝声的四妹倪德诚的女儿张佩心的丈夫。）
73.认识监友吴友琦（1965年）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下午，倪柝声的牢房调走一个人，另有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犯人吴友琦被调进牢房补缺。按照倪柝声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以及出国阅历，加上他是“反改造”的专攻对象（一直没有放弃信仰），那么他担任小组长就在情理之中。这不仅是给他思想改造的机会，而且是让小组成员们监督他。但小组长通常受犯人排挤，因为在他们看来，小组长与干部是走得很近的，为积极表现自己，喜欢拍马屁，爱打小报告，这类人都被犯人所讨厌。因此，当吴友琦搬进牢房后，起初对倪柝声也不友好，甚至根本不愿理他。直至通过以后的接触，才对倪柝声有彻底的改观，并从敌意化解成好友。
74.刑期将满，被秘密转送到青浦区的农场（青东农场，1967年4月）
倪柝声的刑期是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正当全世界各处的人都为他的释放而祷告时，正当倪师母张品蕙等候他刑满释放的日子时，从提篮桥监狱的广播里不时地传出声音，警告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虽然你的刑期已到，但是我们对你的改造仍不满意的话，你将再延长五年或七年。”
为什么倪柝声被转到青东农场呢？如果倪柝声能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虽然还需要度过被剥夺公权的生活，仍然可以从提篮桥被释放出来。那么，怎样才算被改造好了呢？监方自然希望他在最后一关 “考试及格”，公开放弃信仰，以作为信徒改造的良好样板。然而，倪柝声接受改造的底线是“绝不肯放弃信仰”，确实是执行劳改政策的负责人最头痛的问题。这在多次针对他开控诉大会，以及监长经常找他谈话，可以得着证明。
兴许这就是他被转到青东农场的主要原因，最终考虑他身患疾病，年老体衰，后来又把他移送到白茅岭农场，分到副业队，作为劳改犯人“刑满留场”的半改造分子。
75.为什么倪柝声对张品蕙说“我现在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了”？
据倪柝声的亲戚说，倪柝声最初获准接见妻子时，曾向她认罪道歉。但是一直到他从提篮桥转到上海郊区青东农场时，他才对张品蕙坦然说：“我现在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了。”
为什么倪柝声要向张品蕙认罪道歉？原来在倪柝声被捕前，他在家里的家具里（里面是空的）就藏了大量美钞和首饰，这些钱是准备以后用来偿还买锅炉的钱的。当时是从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说好是要还美金的。
倪柝声为什么要藏这笔钱？原来，当时生化厂五反运动就有苗头，为要弄清他的经济来源，先要弄清他所办的生产事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与帝国主义有没有经济上的关系。而那个时候，鼓岭训练各种开支又需要钱，为顾到鼓岭训练和顾念同工的费用，他就从账上多拿钱。这样，账上就出现问题，并且无法预知当时的局势，又惦念着欠阳本公司很多钱还没来得及还，再则检查队已盯上他，他就不得已先把美钞藏起来。他之所以不告诉张品蕙，是因为怕节外生枝，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免得她提心吊胆的。这是他隐瞒实情、并向妻子认罪道歉的原因。
可倪柝声没有想到，他被捕后有十年之久未能与妻子见面。当然，就是期间想告诉她，也没有机会。再则，就是从第一次接见起，他想告诉妻子，但言行都在监视之下，他也不便明说，所能做的就只有认罪道歉。张品蕙虽不知他为什么认罪道歉，但倪柝声心里有数，他是不能在狱警的眼皮底下公开说的。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文革运动来了，红卫兵随时可以去抄家，为了搜集张品蕙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导致他的那些书，以及藏的美钞和首饰都被发现，并被全部抄走了。因受倪柝声的牵连，并张品蕙持守信仰的缘故，一九六九年二月，她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家里接受“群众监督”。
为什么倪柝声到青东农场时才对张品蕙说，对神对人没有亏欠了呢？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道理。对神而言，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不肯放弃信仰，并最终仍能站在那里，这是一件荣耀且喜乐的事；对人而言，倪柝声对妻子的愧疚，并欠人的债，这个时候他内心已释然了。
倪柝声被关在青东农场后，张品蕙仍去探监过一次。根据鲍贤玲的见证：青东农场的场长很喜欢倪柝声，常和他谈话，并劝他放弃信仰。张品蕙去探监时，他们可以去田野里谈话，无人在旁监听。倪柝声就告诉妻子许多监狱里的事。后来他需要棉被，张品蕙就把棉被寄去，却被退了回来。她没有办法，只得去提蓝桥监狱打听，原来由于倪柝声不肯放弃信仰又被送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从此，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见过面。
能够与妻子在田间自由地畅谈，这是他十几年来一直渴求的事。不难想象，当倪柝声说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时，他的表情是愉悦的，整个人都是轻松的。一方面，他看见神的手，神的安排，是人无法去左右的；另一方面，他看见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步，为使他臻于成熟、进到完全的地步，一切都可以释然了。这种经历，只有一个忠心的服事者，时常觉得对神对人有亏欠，总觉得做得不够，才会有的。
76.又被移送到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与吴友琦再次相遇（1969年底）
一九六九年底，倪柝声被移送到白茅岭农场下的枫树岭副业队，继续劳动改造。他在这里与吴友琦再次相遇。他们在副业队又同住一间宿舍。住几日后，吴友琦注意到倪柝声的反应相当迟钝，已不像在提篮桥时那样有精神。并且他常常夜间盗汗，衣裳都会湿透。又过了一段时间，倪柝声才向吴友琦提起来，他到白茅岭以前是先被分配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他在那里遭到小流氓场员用鞭子毒打，连棉袄背后都打穿了几个大洞。所以他似乎被打怕了，因而反应都迟钝了。
77.被批斗和刁难，以及丧妻之恸（1967年11月）
在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时，倪柝声的身体非常弱，脸显得浮肿，人很高，却很瘦，背有点驼，头发全白。当时的政治气氛异常浓厚，林彪被选为中共副主席并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他发动全国“效忠”毛主席的狂热运动，不仅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而且要早晚向毛像跪拜。在这种氛围下，学习是免不了的。学习还要活学活用，于是乎，倪柝声作为“思想反动分子”、“老顽固”的典型，时常被拉出来批斗一番是必须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眼看倪柝声加判的五年劳改刑期就要结束，倪师母张品蕙满怀希望地积极为倪柝声出来后的住处准备。当她在家中站在凳子上要爬到橱顶上拿东西时，突然间一不小心，跌了下来，断了几根肋骨并中了风。她被送到上海中山医院，但不准移进病房诊治，结果于三天后在医院走廊上与世长辞。
倪柝声得知这个消息后，泪流满面。在吴友琦的鼓励下，他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可左等右等，就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
78.落叶归根的心愿（1972年5月6日、26日，信件）
在张品蕙逝世半周年的前一天，即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倪柝声写信给张品琤，信中他说：“六叔汝励在解放前，都对我思想有帮助，不知他的地址在哪里，还要兴涛侄婿的地址。”
张汝励是倪柝声岳父张汝舟的六弟。解放前加入共产党，是上海的重要地下工作人员。张向倪保证，共产党执政后一定尊重人民的“宗教自由”，并且对倪灌输马列思想。张汝励为人耿直敢言，以后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议”。与中共海基会会长汪道涵相交甚笃。他于一九九〇年左右去世。其长子张充，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已退休，他对当年他们父子如何得到倪柝声的庇护和他们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务活动津津乐道。倪柝声一度曾任命张汝励为上海 “生化厂”总经理。至于马兴涛，他是倪柝声堂侄女倪幼慧的丈夫。
倪柝声在信中询问这两位亲戚的地址，显然与他准备申请“出场”的事有关。如果有合适的亲戚收纳他，这时他极想完成“落叶归根”的愿望。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至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他的二十年刑期已满，依法应当释放。可是，他要到哪里去呢？谁愿意收留他？因此他希望联系张汝励，必定是他以为张汝励仍然在政府里有影响力，或许可以帮他早日获准出场。他之所以与马兴涛联系，也是希望可以“收留”他，可以到马所在的公社落户。
79.书信的往来及说明
在倪柝声临终前的每封书信中都没有提到主的名或神的名，这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因为信的寄发或收取都必须经过狱警检阅的。
80.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修养组（农场第十四队，1972年5月26日）
五月二十五日，倪柝声接到通知要被调走，他就立即给张品琤写一封短信。这封信是寄到上海鲍贤玲处代转（那时张品琤已从北京坐火车前往上海）。他写信道：“品大姨：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祝你好。述祖”。这封信表明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就要调离枫树岭农场，到再过去一站的山下坡、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这个农场就是白云山农场，在山坳里，是白茅岭农场的分场。
81.吴友琦亲自送行，被嘱咐出狱后去找李常受
五月二十六日，倪柝声被调走，当时只有他一个人被调走。这是政府故意这样安排的，他也不会再受人照顾。倪柝声渴望得着释放，到他亲人那里，当天他又黑侄女婿马兴涛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他们愿意收纳他。这是倪柝声写给同一位侄婿的第二封信，在他去世前只有四天。
但在这个时候，倪柝声也有一种预感，或许他不会再回来，或许再没有出狱的机会，他对吴友琦说：“友琦啊，你今后会出去的。你出去以后，要去找一个人，姓李，木子李，叫李常受。你告诉他，我没有放弃主，你把我这里的情形都告诉他。你看见他，就是看见我；他对你说的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叫他照顾你，他必定会对倪儆夫的儿子一样来照顾你的。”倪柝声绝对相信李常受这个人，时年吴友琦三十四岁。
当倪柝声被送走时，是吴友琦亲自扶他上拖拉机的。那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连爬上拖拉机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最终艰难地上了拖拉机，车斗内放着一个小板凳，和他简单的行李。倪柝声就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驾驶员，双手死死抓住车斗两边，踏上他人生末了的路程。
82.倪柝声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1972年5月30日）
在倪柝声到白云山农场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日，他写信道：“品大姨：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旧力促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纸短情长。祝你好。述祖白”。
这是倪柝声最后的一封信，他改变语音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姊来看他，并且把处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托她，这些似乎指明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
83.信基督而死，并非自杀（1972年5月30日夜~6月1日凌晨二时）
五月三十日夜至三十一日凌晨二时这段时间，倪柝声被主接去了，享受安息。他的最后一封信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到达上海，但写信的当天夜里他就去世了。六月一日，张品琤收到倪柝声病故的电报：“发报：广德；收报：上海；报文内容：你妹夫倪儆夫病亡山下铺。”
当时队部的陆队长说：“看来他是自杀的，有绝命书为证。”所谓的绝命书，这张纸是在倪柝声的枕头底下发现的，内容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84.去领骨灰的前后（吴磬、万小玲陪同张品琤）
六月一日，张品琤收到倪柝声病故的电报。她到上海后就住在鲍贤玲的家里，那时倪柝声的四妹倪德诚的女儿张佩心和她丈夫吴磬也住在上海。接到电报后，他们三人就聚在鲍家商量如何料理后事。最后决定由吴磬和鲍贤玲的大女儿万小玲陪同大姨妈张品琤，带着那份电报尽快赶去农场。六月二日，他们坐长途汽车赶到广德，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午饭后就去买广德到白茅岭的汽车票，但班车已经客满，只剩下一个空位。同时因为他们不知道倪柝声所在的山下坡离公共汽车站有多远，所以决定让吴磬当天先去。万小玲和张品琤就在广德城里找旅馆住一宿，次日一早再搭第一班车去农场。
接待的是陆队长，他说：“因为天气炎热，没等你们来已经把他火化了。”又说：“ 他的现金（指存在农场银行的存款）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因为倪儆夫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所以那笔钱就归国库了。”张品铮要求到倪柝声的房间去处理遗物，陆队长不让她去，只说倪儆夫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当晚陆队长又写便条给招待所的同志，为他们安排住宿。
85.火葬场不过是农场用来烧窑的窑厂（1972年6月1日）
六月四日，陆队长又写一张纸条让吴磬到农场“火葬场”去领取倪柝声的骨灰。“火葬场”不过是农场用来烧窑的窑厂，它的任务是生产砖块及兼管火化尸体。
86.安详离世的见证
吴磬找到那个负责火化尸体的农民。他姓茅，四十岁左右。他告诉吴磬说，他那里只管火化尸体，所有骨灰盒都存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吴磬特意问：“像不像自杀人的尸体？”那农民说：“他是安详过世的；我火化了很多尸体，可以认出自杀人的尸体，因为自杀的人的脸常是可怕的。但是那个人肯定不是自杀的。因为他脸的样子很安详、正常，人也是白白胖胖的。”我们很难想像，倪柝声死时还是“白白胖胖的”。
吴磬又走了半小时的路，才找到了那个存骨灰的房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倪儆夫”的名字，只有一个发音相似的名字“李均扶”。在那里每一个骨灰罐前面都放了一个四方的“丧葬证”纸片，上面记着死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和火化日期等基本资料。吴磬从火化日期和籍贯等方面确定这个李均扶，就是倪儆夫的误写，因为这是六月一日唯一火化的尸体。显然管理骨灰的农民因为知识水平的缘故，把倪柝声的名字全部写错了。至于在卡片上注明倪的死亡原因是“服毒自杀” ，这显然也是他从陆队长那里听来的误解和误写。
87.倪柝声和张品蕙夫妇的骨灰，合葬在苏州的“花墩公墓东区”（1989年6月）的前后经过
吴磬一行取了骨灰以后，就从白茅岭北上，途中转车返回上海。他们把倪柝声和张品蕙夫妇的骨灰放在吴磬家中一段时间后，就由他儿子把他们一并送到浙江海宁马兴涛处，埋葬在马家的桑田下面。一九八九年六月，徐恩秀（倪柝声四弟倪兴祖夫人）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将倪柝声夫妇的骨灰盒（原来是最简陋的木盒）换成黑色大理石的骨灰匣，于同年十月把他们合葬在苏州的“花墩公墓东区”。
88.职事的影响，以及今天对外界负面的应付
见引言，历史与职事
89.诗歌：葡萄的一生，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1948年4月，倪柝声在上海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请众人唱《葡萄一生的事》。但许多唱的人不一定就了解他的用意，因为那葡萄就是指倪柝声自己。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结果子，描绘葡萄不断受各种苦难和对付，却仍然结果子叫别人喜乐。经过多年的受苦之后，倪柝声渴望藉着唱这首诗歌，来表达他属灵的情操。这首诗歌原是散文体裁，由法文翻成英文，再由倪柝声翻成中文。后来，当李常受刚到台湾完成编写第二集诗歌时，又到香港与倪柝声配搭同工一段时间，在他们最后相处的日子里，倪柝声帮助修改了其中的歌词，再加上三节而完成。最后两节的歌词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响钹、鸣锣；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90.诗歌：“让我爱”，“有时偶是青天”（最后一首）
【诗歌：“有时，偶是青天”】
这首诗歌是倪柝声借用并翻译苏格兰诗人鲍纳（Horatius Bonar）著作里两首自传诗的精华，再上他自己的创作，就成功地完成了。此诗写于火炼的大环境下，是倪氏写的最后一首；当时时间紧迫，他也正在编辑1052首诗歌，以作为对教会最后的贡献。而这首被编在《1052》诗歌里第639首；他以自传诗的笔法，对于他的一生，作了一番非常诗情的回忆。
如果说“葡萄的一生”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分别是其译作及创作中最能代表他一生的诗歌，那“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必是他一生的写照。但这首“有时，偶是青天”，就是综合性的代表作了，是他一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