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评析“烽火中的地方教会”（下）
作者说：“他（倪柝声）前次访问英国弟兄会和这次访问史百克都是单独成行。他喜欢独来独往，不过这次还有几位女宣教士同赴伦敦，其中有巴若兰小姐。”（108页）
【评析】：作者这话自相矛盾，敢情“这次还有几位女宣教士”，她们不是人？作者的语境里，无非是想表达倪柝声喜欢单独。但是，刚说完上一句，紧接着下一句就自打嘴巴。
作者说：“根据金弥耳记载，倪氏在英国虽然保持他原有的感动人心的举止态度，也不说废话，但是他并不拘谨严肃，反而显得生动活泼，很好相处。有人说他根本不像非常属灵的弟兄。他还会和孩子在一起玩捉迷藏，脱了长袍，把自己藏在柜子里。这与他在上海时的严肃威仪大不相同。”（109页）
【评析】：这段话里，作者的重点是“有人说他根本不像非常属灵的弟兄”。此话在中国人听来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如说谁不像属灵的弟兄。作者是暗有所指，心中得意。再则，谁规定一个神的仆人，非要严肃威仪？如果生活中时时板着脸，那是木头。但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连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也有祂的喜怒哀乐，彰显祂完全的人性，我们也自然有我们的喜怒哀乐。
然而，在金弥耳的原话描述里，这一段是讲到倪柝声人性上可亲可近的一面，读来丝毫无讽刺的味道。他说：“他（倪柝声）在伦敦也有聚会，但不是排得满满的。他十分喜欢英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有正式聚会以前，他会在他们中间轻松一下，跟孩子们玩玩捉迷藏......有一次，在一场聚会中分享了讲道后，他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到雪里哈野餐，给他们留下‘风趣盎然’的印象。他并不全然是一个表面严肃似乎‘非常属灵’的弟兄，在他们家中，每次老祖母走进房间内，没有一个人起来表示尊敬，这事叫他感到惊讶。相反的，当一个大人，不小心踩到一条狗，却会转身向狗道歉。在外国开车每逢下坡，他总是关掉引擎，这是他在云南所养成的省油习惯。他也带孩子们去吃中国菜，但当他吃起英国清淡的食物时，他非在上面浇上酱油不可，所以他总是想法子弄瓶酱油以备不时之需。”（《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
作者说：“他在各处的讲道受到很大欢迎。他又到了德国、瑞士，后经法国巴黎，返回伦敦。或许没有回到伦敦以前，倪柝声在罗马住了一个多月。（注：倪，《教会的正统》，倪文47:48。这是倪柝声在六年后无意中透露的）。当年在《通问》上所登载倪氏来信摘要中从未提到他去过罗马，而是他后来无意中泄露出来的。”（109～110页）
【评析】：在《通问》上已登载：“倪柝声弟兄前月由英伦去挪威，转丹麦，再回挪威至瑞典，又至比利时及法国等处。因那边有工作之需要，故最近暂不离欧。”这里明明说到“等处”，就是含有“表示列举未尽”之意。作者的认知水平实在有限，真搞不懂这有什么好隐瞒的，竟然还冒出一个“六年后无意中透露”或“无意中泄露”。可见，作者为了向倪柝声泼脏水，绞尽脑汁，话语已经不受控制了。
作者说：“那时，许多历史悠久、深得人心的宗派教会建立了宣教差会，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传福音。可是倪柝声却强调地方教会，又要把教会和工作分开。他的说法一下子就把西方错综复杂的基督教各个宗派全部否定。他所强调的地方教会对于有着数百万人口的一些西方城市并不实用。他们不可能回到新约时代的人数和做法。金弥耳说在西方基督教宗派林立的情况下，很多人毕生在神面前重温千百年来日渐复杂的教会情况，诚实谦卑地寻求答案；但是他们并不想退回到古代小亚细亚的社会状况...”（110页）
【评析】：作者竟然没有提及金弥耳所说的：“这本书成为当时许多人，竞相引用的文章。这段期间正是国际宣教的高峰时期，一些多年建立起来的宣教机构，如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已有一些宣教士们，开始坦诚地面对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含糊问题，就是如何带领那些悔改的人。一些在圈子里的人认为，只有把他们带到新鲜活泼的教会中，他们的劳苦才不致徒然。他们对于倪柝声强调地方教会单向神负责，对他们而言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不但如此，他把‘教会’与‘工作’分开――这是从圣经演释出来的合理结论――似乎是一个有用的说法，此外书中也有其它实际能帮助的内容，例如透过清晰的思路，论到经济上的问题。”（《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
至于强调地方教会，对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是否实用？以在台北市的地方召会为例，根据2017年统计，台北约有275万人；又根据台北市召会网站（https://www.churchintaipei.org）公开数据，现有十个大区，聚会所地图所到的地方已达七十处。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实行的都是“一城一会”，怎能说并不实用？！那种说“不可能回到新约时代的人数和做法”，实质是违背新约实行的，而地方教会正是恢复新约里的教会实行模式。
作者说：“倪柝声虽然花时间与史百克一起探讨，也建立起彼此间的情谊，但是他们总是没有完全的默契。史百克说倪氏所关心的是注入新酒的那个皮袋。（注释：金弥耳，同上，176）”（111页）
【评析】：原文是这样的：“虽然史、倪两位彼此了解且相交颇深，但是在这特别的一点上，他们还得花一点时间才能取得同一步调。他们对于新酒的看法几乎都没有异议，但倪柝声所关切的是盛酒的皮袋，他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在未来几年内，将正在茁壮发展，而无传统约束的工作，纳入一种健全属灵的形态中。然而他在西方得不着他所期望而可实践的建议，他不得不承认，对他而言，这是一段疑惑的时期，因为他所寻求的问题，各处都无法解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
这段话里未见“史百克说倪氏所关心的是注入新酒的那个皮袋”，这不过是金弥耳分析所得自己的话。可见，许梅骊这假冒的先知，就好像是在场的当事人一样。之前，她俨然是倪柝声和王明道谈话的见证人，现在是倪柝声和史百克谈话的见证人。就算摘录原话，她也是极不老实，全凭异想天开。
作者说：“倪氏在1935年有意于访问史百克，是因为当时他正处在属灵低潮，需要得着复兴。...待到他于1938年赴英访问史百克的时候，他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要藉着他所赶紧出版的《工作的再思》，向海外推广他的地方教会的立场和理念。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于1937年接连召开两次同工聚会介绍《工作的再思》、在兵荒马乱中赶紧出版，又在英国急忙把它译成英文问世的根本原因。可是，倪氏的地方教会以及工作与教会分开的观点，却是被海外的教会统统排拒了。”（111页）
【评析】：关于1937年的两次同工聚会，以上已作评析，一次是一月份，另一次是十一月份，两次时间上起码相隔十个月。作者的“接连召开”，用词不当。作者又用“很可能是”、“赶紧出版”，令人啼笑皆非。《工作的再思》中文版，1938年3月才出版，二月倪柝声就离开上海了；再则，倪柝声起初无意要出版英文版，这些在上面篇幅都已作评析说明。按作者在书中所说，倪柝声是1938年6月抵达英国的（其实是五月），英文版是1939年1月完成草稿（注意抵英已有半年之久），并在1939年五月份离开英国前才出版的。从时间上看，又何来“在英国急忙把它译成英文问世”的说辞？这些都是许梅骊的离谱想象而已。
关于作者说“倪氏的地方教会以及工作与教会分开的观点被海外的教会统统排拒”，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当《工作的再思》英译本出版后，因该书提出了西方教会人士未曾想到的一些教会问题，故吸引许多读者购买阅读与讨论。就一般而言，西方的读者，对倪氏所攻击、所反对的西方基督教各种宗派一窝蜂地涌进中国，皆能同情，十分赞同倪氏的看法。但在‘地方教会观’的许多看法，不能赞同。然而赞同与否，并不有损该书的价值。”（查时杰，倪柝声－中国教会聚会所的创始人）
那么，为什么不能赞同呢？倪柝声主要强调有以下几大项：第一，他认为宗派是罪恶的，是一种堕落的组织；第二，他认为教会是按地方来设立的；第三，使徒有他的意义、身份和地位，以及对教会的重要性，应该过信心的生活，不能接受任何定期、定额的薪水。而教会的维持责任，乃在各地方教会的信徒身上，故使徒不应该在某个地方教会掌权，应交由信徒中的长老治理；第四，每个教会的行政和经济应该独立，是别的教会不能干预的；第五，现在的教会已经脱离圣经的原则，所以应该回到圣经中按使徒的原则来事奉主。
（附带参考）：倪柝声在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开放弟兄会的斯朗（G.H.Lang），并且与中国内地会的诺曼.巴克（NormanBaker）长谈中国本土教会的政策问题。他读了巴克的文章“中国内地会的原则和作法”，该文鼓吹一种外国宣教士所制定的自治运动，并不允许本地教会决定自己的路线。于是倪柝声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写信给巴克。这也使得宣教团体与“地方教会”之间的争执达到顶点......（赖恩融，《卓越之士倪柝声》之“婚姻和海外旅行”）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倪柝声所强调的，是公会或宗派所不容的，先排除“地方性”暂且不谈，仅是不拿薪水，就会导致许多人的反对。另则，工作与教会分开，细分说，使徒为工作，长老治理教会，信徒维持责任，也是打破基督教里的牧师制度，恢复人人皆祭司，这更是真理与阶级制度的斗争。巴克的“不让本地教会决定自己的路线”，也就是说，中国的本土教会一定要受外国的管理和干预，岂不就是赤裸裸的梵蒂冈一统天下么？这样看来，谁更符合圣经，就一清二楚了，争执与排距也在所难免。
然而，金弥耳认为，当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为中国的基督徒祷告达到高峰时，倪柝声的著作传遍了西方，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他个人的兴趣仍是一件相当吸引人注意的事，这种现象与他早期侵犯宣教圈内建造的权益所引起的猜疑相比，是一件令人相当难堪的事。今天他的读者都会较赞同这位中国本土的见证人，而认为那些富于进取的外国职业宣教士们令人痛惜，曾误认了当时一些外在的表征。一位被迫撤退的福建安立甘宣教士曾由衷地承认这个错误，他叙述倪柝声的工作为“一项真实及扩展的交通”，并且承认这种运动“是以抗议我们的错误为开始”。他说：“如果我们不将自己分裂的宗派，及中世纪后不完全的基督教传统引进中国，天主教的制度与圣灵自由之争的悲剧，必不会再生于中国。”此外，一位在西方的旁观者在外国宣教士的努力停止后，很乐观地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福音远景。他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宣教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基于此，外国宣教士反思，并肯定倪柝声最具价值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各处保存信心及活泼的圣经思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二十章）
作者说：“倪柝声...讲道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他在欧洲所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主要阐明基督的十字架，受到极大的欢迎；以后出版成书也是经久畅销。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国内，与肢体们一同在艰难中为主工作。他是不是口说「高举十字架」，却在现实生活中逃避十字架？在倪氏出国期间，《敞开的门》及时提到倪氏的来信摘要，却从未见到登载过他对于在水深火热中的各地教会有什么问候或关怀。似乎他着重自己对教会的「亮光和真理」，远超过关心在教会中遭受灾难的弟兄姐妹们。他失去了身先士卒，与在水深火热中的弟兄姐妹风雨同舟的机会，也失去了与大家共享在患难中所能得到的丰富恩典和长进。”（111页）
【评析】：《敞开的门》卷二第十四期，登载倪柝声的来函中，有这样一句话：“弟本定二月四日从英去美，（目前正在译工作的再思），然后回国。如需弟早日回来，请来信通知，当即照办。”第十五期，他又说：“许多的地方，我知道神要用以帮助贵橡的...所以，我等着，我忍耐着等着。我的心实在是急于归来，但是我知道我有工作当作。”可见，一面倪柝声时刻挂念着中国的众地方教会，一面在英国又有工作要作。
殊不知，倪柝声第二次访问欧洲，在英国作客时，当时英国正处于欧洲慕尼黑的危机中，许多人在挖防空洞及戴着防毒面具。...当途经挪威、德国及瑞士并抵达巴黎时，上海的同工来信要他交通完再回去。...期间从香港还传来一个消息，就是原先想要有一个孩子的张品蕙流产了。...当他回到上海后，发现张品蕙一直为他留在有战争危机的西方而挂虑，却见他安全回来而大得释放和欢喜。（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
以上这些话表明，上海的同工曾来信要他交通完再回去，所以他返回伦敦并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但只要国内弟兄们来信叫他回去，他就立即照办。其实，当时的欧洲并不比国内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局势很不稳定。也许从弟兄们的来信中，倪柝声得知因战事缘故，同工四散，有的少年同工也活在肉体中，所以从他英国的来函里，我们看到他特别提到：“因为知道时势的紧要，更叫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同工四散，未能聚首一堂，时觉怅然。但愿我们四散，都是行神的旨意。读敞开的门，真是叫人赞美神。但是，我向神的呼求是，少年的同工，能知道十字架如何对付肉体和天然的生命！”（《敞开的门》卷二第十三期）
属灵的人有属灵的负担，这就是倪柝声与许梅骊的区别，也是神的仆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难道作为神的仆人，来信登载几句“问候或关怀”，就能万事大吉？反而这种“问候或关怀”是邪教主常用的。事实证明，倪柝声并没有以领袖的姿态，尽说些宗教安慰虚妄的话，那是不靠谱的。当倪柝声回到上海后，他带领会众为欧洲紧张的情势祷告，并帮助众信徒站在超越国家问题的地位上祷告，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神的仆人应该做的。（参考：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三章）
按许梅骊所说，倪柝声去欧洲只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逃避十字架？如果我们从1950年的事例来看，就清楚倪柝声究竟是不是逃避十字架之人。那年初，倪柝声在香港主领特别聚会，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三月二十日左右，倪柝声接到上海长老们发来的电报，说那里有许多问题，请求他早点回去。但弟兄们劝倪柝声不要回去时，他对李常受及汪佩真等其他同工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性命也不顾惜。大陆有那么多处教会，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当时，从出生地汕头传来母亲倪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的消息，都未能影响他的决定，只是请他的大姐安葬，而自己则回到上海，为着照顾全国的众地方教会。当他回到上海后，又叫张品蕙离开香港定居上海。（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六章）
倪柝声始终为着主的见证与大陆的众教会站在一起，这正如他得救第三年向《灵光报》投稿，在“负架吟语”中所说：“37.主既为吾人定工场，虽别处可救多人，不可去。主啊，不是要去我所选择之地，乃是去祢所差遣我去之禾田...42.主啊，我知道我若到别处去传福音，或者可以多救几个人归服祢。现在因祢命我在此守祢的境土，所以我不敢擅动。在此虽不能救人，但此地是祢所命定我的，所以求主使我能不爱果效，只要忠心，忠于所事，忠于主命定之事。”这是倪柝声得救初的心志，那时他已看到神给他命定的范围，他无意要久住国外传福音。另则，他在投稿中说，28.有赴美留学就读穆迪圣经学校的机会，因着他认为主不许，所以也放弃了。
这样来看，作者的“在现实生活中逃避十字架”、“失去了身先士卒”、“失去了与大家共享在患难中所能得到的丰富恩典和长进”，这些言辞就不攻自破。如果倪柝声正像许梅骊所说的，也就没有后来他被捕之说，并且他完全可以移居海外，不顾大陆的众教会。然而，倪柝声用行动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明知危险，他仍是不以性命为念，选择了“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虽有其它选择，但在他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在中国大陆勇敢地面对要来的十字架。事实证明他没有逃避；他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在十字架上受人凌辱和嘲笑。即使在他去世后几十年，仍有小丑们向他泼脏水，尽抹黑之能事。主耶稣何尝不是遭人如此对待呢？！可经上记着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林后五10）。非常明显的，这个审判乃是各人要各自向主负责。
作者说：“倪氏的旅欧观感，只能从他的来信摘录中窥视些许。...倪氏总的印象是英文世界很贫穷，没有启示，甚至不能受教。他说自己与史百克观点相同，见证完全合一；却只字不提史百克不同意他的地方教会观点。金弥耳虽然在当年与倪氏交往密切，但是他只单纯看到倪氏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以后作为倪柝声传记的作者，经过多方收集资料，也还是不瞭解他的为人。难道他的亲密同工们又瞭解他了吗？倪柝声的确很难被人所识透、识破。”（112页）
【评析】：倪柝声说：“在二月的聚会，神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与史先生二人——看见许多同样的点。我们两个见证完全合一了。”就算史百克不同意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通和友谊。倪柝声也不以这事而不接受史百克的帮助，这正说出他的属灵度量。因此缘故，倪柝声能够在史百克那里长住，不但受到越于常人的对待，而且他供应着那里的弟兄姊妹。
照作者的逻辑，金弥耳不了解倪柝声的为人，亲密同工们也不了解倪柝声，惟有作者是“属灵的人识透万事”？既然“倪柝声很难被人所识透、识破”，岂不正说明许梅骊的超凡，是独具慧眼吗？然而，只要读完以上几章评析的人，就自能分晓许梅骊到底有几斤几两！她是高估自己，表面像是能看清别人，实质上却看不清自己！
作者说：“倪氏在得救初期，确实有过一段认真追求主的日子。他阅览群书，似乎比一般信徒更有知识；于是他将自己所读到的传讲出来。他自己却总是在走里面或是外面的道路之间徘徊。”（113页）
【评析】：这不奇怪，倪柝声并非神，神给他的启示是渐进的。他阅览群书，却不是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真理都获得的，反而在地方教会的实践中，更可说在真理与实行的结合实践中，神给他不断地看见新的亮光。从前是讲宗派（外面的事情），但后来神给他看见，基督是中心，经历基督，以及基督的得胜，这些更重要。试问，教会历史上，哪一位教会领袖不是渐进式获得启示并带进教会的复兴的？就连基督教的各宗派，也不是一夜之间就确立的，乃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并结合亮光，才往前的。这并非徘徊，而是革新和进步。
作者说：“倪氏于1937年初在上海的第六次同工聚会中讲「工作的再思」；于11月在汉口又召开第七次聚会，讲同样的内容。在兵荒马乱，工作千头万绪的时刻，有此必要吗？他是有意于把他的地方教会理念出版成书，而其内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基督教技术方面的事」。他又专门注意到「外面的事」去了。1937年6月24日倪柝声在出国前的一次饯行中又发表他的宏伟设想。由此可见，他的本性还是要想把工作搞大。”（113页）
【评析】：作者混淆视听，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其实1937年只有两次讲“工作的再思”；一次是年初，一次是十一月份。这些在上面早评析过了。而她之所以老生常谈，纠结于此，无非用她自己天然的头脑认为，兵荒马乱应该讲些别的。甚至最好什么都不讲，而是与水深火热的信徒们共患难，能扛着枪上前线更好。但她忽略了神对于人的托付，特别是神对祂仆人的托付，既然神给他看见新的亮光，就不能不讲出来，并应付信众的需要。
在“出国饯行饭后谈话”中，倪柝声讲到三方面的工作：第一，贫民福音（教会应注重以传贫民福音为生活，为体面的事）；第二，工作用大会场（盼望将来主再安排一个中心地方，有可以容纳七、八千人的场所，为着工作用，不是为着教会用。这个大会场乃是为着每年得胜聚会，或者造就信息，或者一二个月，全教会聚在一起擘饼用。教会其余时候的擘饼仍在各人家中，若地方不够大，就租一处地方。现在我们不像哥林多教会，人数不多；我们乃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众多，需要租一个地方，搭会幕聚会。）；第三，在真茹的工作（真茹不是客栈，不是疗养院，也不是神学院，乃是专为少年工人及负责弟兄而设立的）。
关于这三件事，倪柝声说：“我现在不敢明说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个人有这样的心意，摆在各位面前，请各位传给别的信徒听。”简言之，这三件事就是，要向贫民传福音，不要以为耻；要有一个大场所，作为工作上大聚会用；要有一个训练中心，作为工人的帮助。照着作者的逻辑，这无非是“想把工作搞大”（贬义），那么说，现今信徒都不该向贫民传福音；有什么特会，各宗各派都不该有自己的大会场，但可以去租个鸟巢或体育场，能租到人民大会堂也行？再则，神学院和圣经学校也不该存在。否则，只要有以上三方面工作的，都是“出于本性想把工作搞大”？可见，作者的奇谈怪论，真叫人笑掉大牙了！
作者说：“1937年秋起，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连倪柝声所驻足的上海都遭受沦陷。金弥耳说：「直到现在，这些传道者全部依赖他个人的意见，眼看国家纷乱，他感觉有必要，为他们将目前的教会立场界定的更清楚。」倪氏认为国情越乱，教会立场越为重要。这种逻辑实在是很为牵强。事实正相反，他的同工们在战乱中刻意不提教会立场，而着重于救死扶伤和广传福音，深受许多宗派教会的欢迎。”（113～114页）
【评析】：在许梅骊的意识里，倪柝声是具有绝对权柄的，凡是地方教会里出现什么问题，其责任都必归于倪柝声。但在这里，她却说“他的同工们在战乱中刻意不提教会立场”，这是不是违背倪柝声的意愿了呢？敢情倪柝声真没有那么大的权柄，否则在1942年，也不会被长老们停职达六年之久没有事奉。事实上，倪柝声不过是话语执事，尽他话语的功用，至于有多大的权柄，都是外人所想象的；他也把从主所领受的释放出来，至于别人是否跟随，各地教会是否实行，乃在于各地信徒和长老。使徒保罗亦是如此，从不辖管教会，甚至在他被监禁于罗马的时候，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他（提后一15）。这是指离弃他的职事。
其实，在战乱时期，各地同工们着重于救死扶伤和广传福音，并没有刻意不提教会立场。在1937年初的特会里，倪柝声有负担要对同工们说明工作的路，就是以后出版的《工作的再思》头一次的信息。他非常着重使徒，使徒的脚踪，而后是教会的建立，再后是使徒们设立长老，长老们治理教会，使徒们到各处去照顾。倪柝声不仅要求同工们开展地方教会的工作，也要求有人专跑公会去讲道，将主托付的真理、话语带到公会，如同将粮仓里的粮食分给各处饥荒中的人。为此，他就安排一位弟兄，往上海、长江一带，作这样的工作；又安排李常受到华北和西北一带，包括山西、绥远、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到了十一月，倪柝声对全国同工，重新讲《工作的再思》，这次比一月份讲得更完全，内容更深，启示更清楚。所以在此之前，许多同工也不清楚教会立场的界定，更谈不上“刻意不提教会立场”。金弥耳说：“这信息的速记内容，流传各地，立刻引起出版的需要。”（《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查时杰说：“又打发128位使徒，往全国各地从事全时间的布道工作。”（倪柝声－中国教会聚会所的创始人）。以上这两位所说的话，表明《工作的再思》当时颇受欢迎，甚至引起出版的需要。而一百多位同工被打发出去，正是对倪柝声所宣讲的“地方教会观”付诸于实践。这岂能说“他的同工们在战乱中刻意不提教会立场”？从《敞开的门》所报道的各地工作看，弟兄姊妹开展工作，都是去建立地方教会的，而不是建立宗派的。又岂能说“教会立场”不重要？作者许梅骊真是异想天开，她的说话表面看似严谨，但实质上确是逻辑混乱的。
作者说：“在教会正需要他带领时， 他竟主动出访史百克，着眼于《工作的再思》。回顾倪氏在1928年1月《复兴报》创刊号中说：「除了『神深奥的事』以外，我们并不愿意提起什么。」可惜的是他只说不行。从以上种种看来，倪柝声除了口头上传讲属灵道理以外，似乎很难真正安心于实际的属灵操练，活出基督的见证。从他的所作所为看来，他还是一个走外面道路的人，总是要把工作搞大。1939年，他也不注重「属灵深奥的事」。他热衷于《工作的再思》就是一个实例。”（114页）
【评析】：至始至终，作者不厌其烦地表明在战乱时期，正是需要倪柝声带领的时候，也是教会正需要他的时候，倪柝声不该出访史百克，更不该出版《工作的再思》，反而只要讲属灵深奥的事就行。由此，她断定倪柝声仅是传讲口头道理，很难安心实际操练，也没有活出基督的见证。并且，她认为倪柝声的所作所为总是要把工作搞大。
对于这种的论断，作者犯了哪些错误呢？第一，什么是教会正需要他的时候？难道仅是战乱时，若太平局面，教会就不需要他？第二，神的仆人忠心事奉神，乃是不以环境为转移的，不管是战乱的时候，还是太平的局面，首先顾到的仍是信众属灵的需要，以及教会的前途。至于拿枪去打仗，或带领人救死扶伤，那不是他的专职。何况，国内的同工们对这类事一直在带领并安排着。第三，倪柝声出访史百克并住在那里的期间，上海的同工们是写信给他，“要他交通完再回去”。这显明有些事国内的同工们能够处理。第四，倪柝声只是话语执事，他不是坐在帐篷里的指挥官，或出征的将帅，他的托付是话语，并建立地方教会。第五，1950年，倪柝声明知从香港返回国内会有危险，但他执意回上海要照顾全国的众地方教会，这清楚地表明，倪柝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不能离开的，并且他为此十分镇静和安心，正是活出基督见证的实例。甚至，他又叫妻子张品蕙离开香港定居上海。这样的所作所为，有多少人能比？作者许梅骊能做到吗？第六，出版《工作的再思》，倪柝声并非为了沽名钓誉和拿稿酬，他所作的工完全是为了弟兄姊妹，为了众地方教会。反观许梅骊出书，是为了谁？第七，要说把工作搞大，若是在属灵的范畴里，这是积极的，并值得肯定的。然而，许梅骊的所作所为，岂不是想把事情搞大？就是抹黑倪柝声，搞得尽人皆知才好，是不是呢？
作者说：“他一次又一次经历更大世面，总不能使他满意。什么该是他今后的路呢？什么又能使他满意呢？倪氏希望史百克能够认同他的地方教会观念，却使他失望。很可惜，他还是走不上史百克所重视「基督奥秘」的道路。然而他却更加自恃；遇到了事奉上的瓶颈。”（114页）
【评析】：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续篇。1955年和1957年，史百克两次访问台北。第一次访问，他对台北的地方教会印象极好；第二次访问，却给那里造成了极大的难处，有几个青年同工有异议，并造成分裂的局面。在史百克看来，他是不能容忍教会的立场，就是教会的实行。他拒绝地方的立场，不仅定罪立场，而且厌烦立场。他的论调一出来，就鼓励了那些倾向独立，愿意自由行动的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无形中鼓励人分裂。
在他访问离开后，曾写信给异议者中的徐尔建，他在信中说：“我非常坚守基督为教会的根基和基础，也坚信凡在基督里并在基督这根基上聚会的，都是在教会的立场上。这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明白教会的全部意义，但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祂的教会，即使仅仅是两三个人。”这段话错在哪里？若是如此，举例来说，台北有六万圣徒，那么是否可以有二万或三万个教会呢？那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百足虫了。不错，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是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主就在他们中间；但那不能构成教会。因为十七节也提到，当两三个人不能解决犯罪之罪人的问题时，就要告诉教会。可见，两三个人和教会，并不是同位语。（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九篇）
史百克的这个说法是扰乱听闻，叫认识不够的人受蒙蔽。我们很难相信，史百克这样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写信给地方教会的青年同工，表达他的异议，而造成地方教会中间的难处。他有他属灵的看法。他虽赞成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主的教会。但他不应该根据他个人的属灵看法，也因着无法接受地方教会强调“地方”的立场，来破坏并造成地方教会中间的难处。后来徐尔建写信给李常受，就摘录史百克的这段话，来支持他的异议。《历史与启示》，第十八篇）
直到1958年，李常受访问英国，因着台湾那几位青年同工，就觉得应该到史百克那里去看看。每天，李常受和史百克至少有两次谈话，一周下来也谈了十多次，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乎教会的实行。谈到末了，李常受知道他没有办法说服史百克，史百克也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李常受。
最后一次谈话，李常受先开口说：“史弟兄，我请问你，当人请你去讲道时，你是不是盼望人从你得帮助？”史百克说：“当然，我盼望人得帮助。”李常受再问：“那么人得了帮助以后，怎么办呢？”史百克很聪明，知道李常受下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弟兄，你不要以为我不注重教会。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许久以前，我被请到爱登堡讲道。头一场聚会，我讲到属灵的生命、基督这一面的信息，听众很多，坐得满满的。第二天，我觉得该讲教会了，但我一讲教会，听众就少了。”他的意思是，讲教会讲不通，因为人不能接受。
当时，李常受没有立刻在这一点上驳正他，就继续问：“无论怎样，人听了你的道得了帮助，你怎么办？”李常受还是把史百克带回原初的问题。他只好说：“弟兄，一个地方的人总需要多祷告，出乎圣灵的，那个聚会才有价值。”他话里的意思是，人得了帮助后，仅仅要人来聚会是不行的，必须一班人在一个地方多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在那里作工，而后产生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才有价值。所以，李常受再问他：“史弟兄，你去过台湾两次，你很欣赏，你自己也见证说，你这一生没有碰过这样好的讲道对象。那么你相信台湾这五十几处教会，个个都是凭人意的，都没有经过祷告，也没有圣灵的工作，只是我们鼓动，他们就来聚会了么？”史百克没有话说。
李常受又问道：“今天一班追求主的人，他们得着我们属灵的帮助，到底能不能在公会中，把我们所传给他们的异象实行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史百克很简洁地答复：“不可能！”李常受接着说：“这些得了我们帮助的人，既然在公会里，不能把我们所传给他们的实行出来，那他们怎么作？”李常受的问题一直转到实行上，史百克没有回答。李常受因此知道，和他讲教会属灵的一面，可以；讲教会生命的原则，可以；但讲教会的实行，他定规不要。
在这次谈话中，史百克说到：“我还是不了解这个教会立场（foundat-ion）是什么？”他把立场（ground）说成根基（foundation）。李常受就说：“我们所说的立场，就是ground。好比造房子，房子要造在一块基地上，那块基地就是ground。根基（foundation）是房子底下最稳固、牢靠的那一部分，叫作根基、基础。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三11）。基督是惟一的基础、根基。今天无论是长老会、浸信会，都声明他们是立在基督这根基上。甚至天主教也说，他们的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根基。但他们却建造在不同的立场（ground）上；浸信会的立场是信而受浸，长老会的立场是长老治会，天主教又有自己的东西作立场。他们各站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根基，却有许多立场。”然而，史百克还是说“我不懂”。其实，他不是“不能”懂，而是“不要”懂。所以到那天为止，他们两人心知肚明，不再谈论这个问题。（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十篇）
从以上这几段话可以看出，史百克重视基督奥秘，不愧为内里生命派。但他不喜欢讲教会或教会的实行，因为他认为人不能接受。照此逻辑，如果马丁路德认为讲“因信称义”天主教不能接受就不讲，恐怕后来未必有改教运动。然而，在谈到教会立场时，史百克也是不要懂。因着他的固执己见，把他个人的看法当作权威，就导致他后来成为地方教会实行的反对者。不仅在1957年造成难处，而且在1970年他写给H.F.McCormick的信中，对地方教会的工作充满厌烦，甚至定罪和咒诅。当他看到有人向他报告地方教会的种种好的情形时，他几乎停止心跳，因为大大刺激了他。谁能相信像史百克这样一位属灵的人，有那么高的职事，年岁也那么大，竟会因为这一点与他无关的事情，使他心跳几乎停止？这一切都是反乎理智的，为什么他要这么作呢？认真说来，这不是史百克作的，而是那恶者作的。（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二十三篇）
因此，我们看一个人，不能仅凭外表。当许梅骊大加赞扬闭关弟兄会领袖詹姆斯．泰勒时，认为倪柝声不该与闭关弟兄会分开，哪知几年后，弟兄会有人被神兴起，把詹姆斯．泰勒一伙异端从纯正的弟兄会开除出去。当许梅骊大加赞扬史百克时，哪知史百克这样一个属灵的人，对教会的认识，以及对教会的实行，并他一切所作的，是令人如此惊讶！从历史证明，倪柝声与泰勒分开，与史百克走不同的道路，都是对的，也是神实在恩待了地方教会。退一步讲，今天的现状是，史百克并没有留下什么来继承他的属灵遗产，反倒地方教会至始至终在教会的立场上来实行并扩大。
作者说：“金弥耳说：他[倪]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写了信给朋友[应该是史百克]，透露出自己的孤寂：「你知道吗，这里的弟兄辈份比我小，所以事情我怎么说，就怎么做，虽然他们也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主一直向我说话，我是晚辈，能认识你这位信仰相同的长辈弟兄，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这一份关系。」但事实上，他们的信件往来很少，而在中国本土上，也未曾出现一个中国人或西方人，与他有相同的属灵境界，要让他有需要时，可以去谈谈。”（114～115页）
【评析】：金弥耳的原话是这样的：“回到上海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史百克，信上表露出一个做领袖的孤单，上面写着说：‘你知道，由于这里的弟兄们不够老练，我所说的虽然都好，但他们自己不能寻求认识主的心意。’提到他们之间短暂交通所产生的关系，他说：‘主曾对我说，我的年纪比你轻，在同样见证上应该尊敬你为年长的弟兄，我认为这次交通给了我很实际的帮助。’事实上他们很少通信，然而在中国，无论是中国人或西方人，仍然没有出现过像史百克那样具有身量的人，在他需要时能立刻取得咨询。”（《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
对比以上这段话，可见作者摘录原话极不老实，玩小伎俩；不仅改变原意，而且有混淆视听之嫌。如，倪柝声说“弟兄们不够老练”，作者却说“弟兄辈份比我小”；倪柝声说“我所说的虽然都好，但他们自己不能寻求认识主的心意”，作者却说“所以事情我怎么说，就怎么做，虽然他们也是在寻求神的旨意”；金弥耳说“仍然没有出现过像史百克那样具有身量的人”，作者却说“与他有相同的属灵境界”，这个“他”，让人误以为是倪柝声自己。可见作者的险恶用心了。
作者说：“1939年5月22日倪氏在回国途中教会来函......分别年余，中国经受着惨痛的战祸蹂躏，神的儿女们经受着火炼的试验。11个月前倪柝声还曾来信说：「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弟真是何等的盼望能和你们同在一起，一同担当重担。」但是当全教会都在久盼他的归来时，他却在外到处逗留，还惧怕「同工们缺乏作工的基本条件」和不知道「用十字架对付天然」。他对同工们的忠心受苦毫不珍惜；他真的知道十字架吗？倪氏既看不到同工们的忠心可敬，又对海外属灵人士们都不满意。他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115页）
【评析】：再次重申：第一，倪柝声第二次访问欧洲时，当时英国正处于欧洲慕尼黑的危机中，并不比国内安全。第二，上海的同工曾来信要他交通完再回去，所以他返回伦敦并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但只要国内弟兄们来信叫他回去，他就立即照办；第三，倪柝声并非国家领袖，也不是救世主，中国经受着惨痛的战祸蹂躏，这不是他能改变的；第四，他提到作工条件和用十字架对付天然，因他得知因战事缘故，同工四散，有的少年同工也活在肉体中。这表明他始终关心着神的儿女们的属灵需要，而不是以领袖的姿态，尽说些宗教安慰虚妄的话。第五，至于作者说倪柝声毫不珍惜同工们的忠心劳苦，等等，都是无稽之谈。以上几点，在上面已作评析。
作者说：“史百克教会里有一位很爱主的贵族遗孀奥格夫人（Lady Daisy Ogle）曾经为史百克的事工奉献巨款；她也给了倪柝声一笔相当于十五万美金的奉献，并说他可以「随着主的引导用」（注：陈福生，《倪柝声传》，60－61；个人资料：一位同工）。倪氏认为这笔巨款是交给他个人用的；因此不必向教会其他负责人公开。这就成为他一生失败的转折点。”（115页）
【评析】：《倪柝声传》的作者应是陈福中，而非陈福生，不知两者是否同一人。并且，相关内容也不是在60－61页，而是40－42页。这里只提到在奥格夫人的财政支持下，倪柝声开始培训国内的同工，先后在上海蒲石路友华村七号、十二号、十三号和愚园路七四九弄八十一号租下房子，开办“基督徒交通传道处”，仿照史百克主持的“基督徒交通中心”。（《倪柝声传》，42页）
陈福中在书中接着说：“许多坊间传闻，说倪柝声访问英国回来，才成立生化药厂。事实是，在倪柝声第二度访问英国前两年，即一九三七年，他的弟兄倪怀祖已在澳门经营生化药厂...由于汪佩真、我父亲（陈则信）知道生化药厂在偏远的澳门，无法开展业务。上海生化药厂引起是非时，...先父和汪佩真都保持缄默，这也许与他们两人赞成生化药厂从澳门北迁上海有关。英国的奥格夫人虽曾奉献款项给倪柝声，但其数目终究有限，不足以作为扩充生化药厂和添置机器、设备、厂房的庞大资金。生化药厂的资金来源，不少是聚会处的信徒认股筹来的，但绝大部分来自倪柝声的堂兄倪树祖。倪树祖是上海市中国银行行长。”（《倪柝声传》，42－43页）
至于作者附加的内容和妄词，不知出于何处？还是仅靠凭空想象？若把事实摆出来，就不攻自破了。
作者说：“当国内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忙于在国难中传福音，倪氏却不顾国难中的教会需要，专一于推广地方教会理念。他似乎爬得更高、想得更远，却脱离了苦难中教会信徒的现实需要。在国内，同工们在李渊如领导下，与全国大多数传统教会一样，抓紧时机，广传福音。在地方教会的数十年历史中，常能发现同工们虽然敬重，甚至崇拜倪柝声，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是完全照他所讲的去办。这就形成了地方教会中的一股平衡力量。”（122页）
【评析】：请问作者，地方教会的理念是否包括传福音？倘若没有传福音，如何去各地建立地方教会？若非建立地方教会，怎么谈得上地方教会的理念？所以说，推广地方教会的理念，与传福音是没有矛盾的。倪柝声也从未禁止人去传福音，这岂能说“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是完全照他所讲的去办”？事实上，这种对立的说辞，显得十分荒唐。如果说真有一种对立，那就是卖国和爱国。
有弟兄经过认真研究，我们获得这样一份资料：
根据华中师大徐炳三教授与山东大学胡卫青教授的研究成果，即“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和“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两段已被忘却的记忆中所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联盟”于1937年7月22日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成为日本基督教界全面倒向战争的转折点。该声明强调四点：
第一，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第二，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第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第四，盼望以此作为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并肯定日本侵华的“正当性”，且出现了“日支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
这份声明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中又多次出现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大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处于时局的协议》，其论调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依据。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会又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下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教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影响沦陷区社会。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中国绝大多数基督教各公会经不住日本基督教会的威逼利诱，自愿不自愿地参加由日本基督教会控制的各种基督教组织。如东北地区的“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华北地区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华东地区又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西北地区组建了“蒙疆基督教团”，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沦陷区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各公会均参与其中。并且，传统教会的许多牧师都在日伪所控制并新成立的同盟会或教团里担任要职。（以上资料来源：作者远方，《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廿二：抗争时期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
反观地方教会，虽然倪柝声主张基督徒“不要爱世界”，但事实上，倪柝声并没有要求信徒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倪柝声和地方教会都未加入“日伪基督教团”，此等爱国行为岂能不让传统教会汗颜？！这不仅是社会责任，而且是为真理站住。作者在前面的章节口口声声赞扬传统教会，又不厌其烦地提到苦难中教会信徒的现实需要，又把“广传福音”挂在嘴上，难道只因为体会到了教会信徒的苦难和需要，才卖国求荣？当然，这里的荣，并非从神来的荣耀。但是，“抓紧时机，广传福音”，仍不能作为沦陷区传统教会卖国行径的遮羞布。换言之，他们是抓紧时机卖国吗？难道他们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就是为了应付苦难教会信徒的需要？
回顾历史，金弥耳说，1950年当宣教士都撤离中国经过上海或在城中等候出境许可时，他们参加上海南阳路的聚会，许多人灵里得着饱足。他们因着倪柝声个人的见证而感动，其中有一位说：“所有基督徒的服事在某方面都有它的助益，但倪柝声的帮助是完全的。”（《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二章）。他又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在西方的旁观者在外国宣教士的努力停止后，很乐观地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福音远景，并写道：“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宣教运动正在中国展开。”（《中流砥柱－倪柝声》，第二十章）
吕沛渊又说：“当中国的政局改变之后，中国教会被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面对巨大的变化。在没有西方支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神学院，没有圣品人与制度，没有组织化的教会治理，没有正式的教堂。这一切的改变，正好可以应验倪氏的教会观。这段历史，发人深省。教会赖以维持的传统全部被拿走，但教会却有百倍的繁增。神使用了倪柝声的教会论，装备了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后半，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荣耀的教会：倪柝声弟兄的教会论》“属灵实际的追寻”）
事实证明，倪柝声推广地方教会的理念是对的，就连西方宣教士离开中国后，内地会的大部分信徒都合并到基督徒聚会所了，这乃是他们对倪柝声及地方教会予以肯定。并且，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属灵责任，地方教会已经做得十分尽力了。虽不能说十全十美，但相比较于沦陷区传统教会，就没有可指摘的。因为地方教会的教导，历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圣经中主耶稣和使徒保罗就是绝佳的榜样。主耶稣没有能力作王来改革政治，祂来地上的目的乃是要拯救罪人；祂的工作是属天的，而非属地的，且与地上的政治无关（参太二二15～22）。使徒保罗也说，要服从由作官的所代表的政权（罗十三1～2）。地方教会虽尊重政治的权柄，但始终认为：“罗马天主教是政治和宗教混杂的产物，所以它利用人数众多，制衡政权，从中得利。这完全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今天的基督徒应当恢复保罗当时的地位，站在各种政治之外，以保持教会的纯洁。”（香港真理书房，《解剖毒瘤》，附二：“地方教会对政权及政治的态度”）。我们应当思想，那些加入日伪联盟会的传统教会，岂不表明他们就是混杂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