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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1941年-1942年)

钱成了难处和负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同时占领上海租界。这时候,银行存款因着币值的变动,都有问题。上海教会账上存的三万元,也自然成了一个问题。

本来,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在上海聚会的一位家境富有的年长姊妹,她有一块地,地点非常好,面积也很实用,价钱约是当时的六、七万元。她听见教会要造会所,愿意把地送一半给教会;也就是说,定规六万元的地价,教会只要出三万元。那时,出三万元也不容易,可弟兄姊妹为了盖新会所都拼过来了。但到了正式成交立约时,这位老姊妹的一个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将来教会造会所时,在会所一个角落放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倪柝声不接受这个条件,他告诉那位女士说:“我们的奉献都是不记名的,不能特特为你母亲的奉献立个碑。”这样,弟兄们为此交涉很久,终不成功,就把地退还给她们,拿回三万元,留在教会的账上。

哪知到了这战乱时期,有一天,一个所谓的“弟兄”拿着枪到李渊如的住处,威胁她说:“我确实知道教会有这笔款存在银行里,你去告诉负责弟兄,把这笔款准备一下,明天给我拿来。”李渊如马上找长老交通,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给主。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被电车撞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要知道,服事教会并不容易。又可说,为着主的见证,每件事都得争战,就是买块地造会所也不例外。地买不成是难处,留下一笔钱存在银行里也是难处。那时人把钱存在银行里,经过几次币制的转换,币值一路贬,到最后都化为乌有,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纸张而已。所以,这三万元存款成了一个负担。⑴ 后来,为要避免这笔钱贬值,倪柝声就向教会,用生化药厂的名义借用这款。当时生化药厂刚办起来不久,需要一笔资金。倪柝声表示将来教会如找到合适的地方要盖新会所,生化药厂就加倍偿还。教会也同意了。⑵

从这件事证明,倪柝声实在是主忠心的仆人,虽然有些人常动这笔钱的主意,也有人造谣说他使用经济不明,但是他保存了这笔钱,不仅没贬值,反而升值了(三十五根金条),且在一九四八年拿出来买地造会所。

然而,今日有的弟兄会说,既然那时候可以把教会的钱借给生化药厂,为什么现今不可以把钱借给社会上去放贷呢?不是不可以,圣经上没有这样的定规。只是没有定规的,就更要谨慎,不可随来。弟兄们需要更多考量,如时代的背景,里面的存心和动机。换言之,那个时候教会的钱,已然成为一种难处和负累。与我们今天只是想放高利贷取利息,完全是不同的性质。所以,不该一味来模仿。正当的情形下,教会的钱是不建议借给社会上去取利的,因为一旦出现经济纠纷,不但对神对弟兄姊妹都有亏欠,而且在世人面前很可能失去教会的见证。

倪柝声办上海生化药厂的经过

倪柝声的二弟倪怀祖是圣约翰大学的化学教授,懂得制药的事,他在上海设立一个制造及分销药品的公司,但他不善于经营,这个公司并不兴隆,因为他只是一个教员及科学家,而不是商人,所以他要倪柝声进来合办生化药厂。⑶ 那个时候在上海,制药还是比较新的事业,上海有一间信谊药厂,就是包国梁(包国梁师母是张品蕙的姐姐)和包国昌开的。包国昌是张品蕙的姐夫的哥哥,所以跟倪柝声也有亲戚关系。还有一间就是新亚药厂,这两间药厂是最大的。倪柝声看见这儿是有些前途,因它没有军事色彩,而它能够存留的原因,是因为它应付了战时的需要。

倪柝声接受了邀请参与经营药厂,作为供应工作需要的一个途径。早就一九三九年,他把在英国时弟兄们送给他的一部分钱,去德国买了制药的化学原料带回上海。他要利用他弟弟化学师的经验,把多余的利润用在主的工作上。所以,在生化药厂最早的章程里,有一项是生化药厂每年要从盈余抽出十分之一来为着教会。但是在资金方面,光靠倪柝声从英国弟兄们奉献的一点钱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就在教会中公开招股,弟兄姊妹入股的也不少,但都是小股、零星股;他又对外招股。有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不信的人入股岂不是和他们同负一轭么?因此股份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股,一种是优先股;不信的人可以买优先股,优先股有优先领得红利之权,但没有管理药厂的实权。普通股就有管理工厂的权,可参加股东会,但红利后发。

生化药厂最早是在华山路常熟路口,倪柝声租了几间房子,开始小规模的经营,以后到一九四〇年,上海生化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胶州路397号租了很大的厂房和空地,光房子就有六、七栋。另在江西路322号设办公室。倪柝声自己担任董事长,他二弟作化学师,又请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到厂里工作,厂长是长老吴锡佑,开始时是由倪柝声自己兼作总经理,以后数易其人,在六年中换了许多个,李升伯、陆乾惕、杨世潮、梅以琳、殷祖兰、张汝励(张品蕙的叔叔)都作过总经理。这些都是当时工商界有名的人物。

产品最早有红汞药水、璜按制剂、片剂和针剂。药剂师有张浩然、荣君实(未信主的)等多人。倪柝声又将信谊药厂营业经理王大和弟兄挖出来,担任生化药厂营业经理,训练营业代表向医生推销药品。销售方法是聘请有大学程度的弟兄作营业代表,由王大和训练,最早的营业代表有邵晏清、史久荣等,其他制药人员有周微凡、张克兰,包装工有汪学顺、汪学定等,管理女工的有徐奉仙(倪怀祖师母)等,他们都是最早进生化药厂的弟兄姊妹。除此以外,倪柝声又在生化药厂内成立倪氏实验室,专为训练制药人员之用。⑷

在开始的时候,因产品质量要求高,功效好,价格低廉,医生都欢喜用,因此生意很好,也赚了些钱。倪柝声从学校出来就作神工作的。他没有读过商科大学,对如何办厂和进行工商管理是没有经验的。开药厂的事是他迫不得已而作的。如果弟兄姊妹一信主就从玛门里面出来,像五旬节使徒时代,同工经济的问题就解决,他也无需开药厂,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起初他以董事长的身份,把事情交由经理管理,自己则从旁协助监督整个事业,后来却落入穿着时髦直接参与生意商谈的工作,回来再换便装去探望圣徒。

有一次,陆忠信和栾腓力等弟兄到倪柝声与张品蕙所在的友华村十三号简陋家中拜访。陆忠信提出众人的问题说:“为什么你离开神的工作去做生意呢?”倪柝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做保罗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所作的(徒十八30,二十34)。”他又说:“但有一些不同,因我是短时间的,我一天只花一个小时训练公司的业务代表,其它时间我做主的工作。”倪柝声鼓励这些“业务代表”在做生意时,也要为福音作见证,但在逼得紧时,他曾悲伤地说:“我像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妇人,为了经济的需要,必需出外工作。”⑸

到一九四二年,倪柝声去重庆和他内弟张宜纶合开重庆生化药厂,并得上海生化股东会同意,用同样牌号在商标下加个“渝”字,出品和上海药厂的出品不同,做滴滴涕、避倦丸等。他又在上海聘请药剂师李琼明姊妹去制药,又聘请马承彦弟兄作经理,重庆同工陈希文弟兄和师母都在厂里做事。之后他和他内弟又在重庆办了一个峨媚科学社,专为经营化学原料。他把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弟弟倪洪祖和倪兴祖经营。他们是不信主的人,就用了许多不信主的人,结果亏损累累。⑹

一九四二年上海地方教会的大风波前后,倪柝声办上海生化药厂的经过就是这样。然而他经营药厂,也成了大风波的导火线。


⑴.李常受,《历史与启示》,第十篇

⑵.张锡康,《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七章

⑶.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四章

⑷.张锡康,《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二章

⑸.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第十四章

⑹.张锡康,《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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