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岭纪行与感怀
【编者按】：倪柝声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夜至三十一日凌晨二时这段时间离世。谨以此文缅怀主仆倪柝声，并追忆锁炼下二十年艰苦的日子。
（一）枫树岭的那些事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白茅岭，确切地说，是白茅岭农场。
白茅岭农场，又称上海市白茅岭监狱，一九五六年三月作为上海市内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建于皖南郎溪、广德两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占地约四十平方公里。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辖的行政单位。
许多人听说过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却搞不清这农场在安徽，又怎会变成上海的。其实，上海市劳动局管辖的农场遍布在上海近郊和安徽、江苏、福建和青海等省的边荒地区。在安徽广德县的白茅岭农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像市内的提篮桥监狱一样，白茅岭农场内的犯人被编列为“上海市劳动改造和教育第二总队”。
白茅岭农场分为两部分：一是劳改监狱（瓦屋湾监狱），二是农场。农场又由数个分场所组成，如枫树岭分场和白云山分场等。分场下又分许多生产队。提篮桥监狱的基督徒犯人，通常被转到枫树岭分场下的“副业队”，又称“牛尾巴村”。男队劳动的场地叫“南村”，女队劳动的场地叫“西村”，这并非行政单位上的村名。副业队也是第四队，在哪里呢？现今已无历史的遗迹，经多方打听，我们得知：枫树岭分场大门前的那一片农田，都属于第四队，又叫副业队。农田依在，物是人非，连当时的犯人宿舍都被改建成现代农村矮屋的样子。因为没有历史感，所以我们并未前往参观。而据说十公里外其它分场的那一排排低矮的房屋，才是同时代犯人宿舍的原貌。那时的犯人，几乎都是住这样的矮屋。
在枫树岭副业队再次重逢
一九六九年底，倪柝声被移送到白茅岭农场下的枫树岭副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通过他的劳改难友吴友琦的回忆和叙述，我们能知悉他刚到副业队的情形。
那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于劳改犯来说，每天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劳动、休息、吃饭、睡觉和开大会，平时总是这些项目。那一个下午，收工快要吃晚饭时，食堂也开始热闹起来了。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人，他像往常一样，去食堂打饭。这个人就是吴友琦。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从提篮桥监狱转移到白茅岭农场的瓦屋湾监狱继续服刑。次年夏初服刑期满，他就被派到深山区的杨村伐木，旋即转到枫树岭副业队劳动。
这一次他去食堂打饭，另有一个人格外引起他的注意。起初，他并没有注意那个人，因为他进食堂就看见有几个新来的，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他们的行李都放在饭厅的泥土上。他心想，这些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通常而言，犯人都习惯保持一颗冷漠的心，因为农场不是别的地方，大家在此接受劳动改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与自己无关的人，他们不太感兴趣，也不愿牵扯其中，免得节外生枝，落下改造不好的表现。吴友琦这样想着，他只是朝那些新来的瞥了一眼。然而，就在他继续去打饭的时候，感觉那其中有个人站起来看着他。别人都坐着，为什么那个人要站起身看着他呢？他觉得这有什么缘故，就回头向那人望去。这一望，使他又惊又喜，“这不是老倪么？是老倪啊！”
对，这位老倪就是倪柝声。倪柝声的身高大概有六尺二（英尺，一米八七），在众人中还是显眼的，何况他站着，一眼就被认出来了。倪柝声站在那里对吴友琦笑，像是碰见老朋友的样子。的确，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提篮桥监狱时，他们就曾一同坐监，住在同一个楼层，长达五年之久。甚至被分在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此时此景，一个三十岁出头，一个年近古稀；一个穿着干活刚回来脏兮兮的劳改服，一个穿着轿夫模样的粗布大褂。这两个人就像世间不配有的人，但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在枫树岭分场，又再次重逢了。吴友琦急忙走上前去，握着倪柝声的手，激动地说：“哎呦！老倪，你来啦！你到什地方？”
“到副业队。”倪柝声大声地说，嗓音沙哑。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为了能使吴友琦听得更清楚，他尽量抬高音调，并难掩兴奋之情。而旁边那几位新来的，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能在这里碰见朋友，实在太好了，有人可以照顾，也不怕刚来被欺负。
“唉！你不懂啊！我们这里就是副业队！”吴友琦说，“副业队有好几组，你分到第几组啊！”
倪柝声回答说分到第几组，吴友琦更激动地说：“哎呀，我们是同一个组啊！”他对倪柝声的行李、被褥都记得，接着他又说：“这是你的行李，我替你拿上去。”
“等一下！”倪柝声说，“等一下！”。
吴友琦看着他，说：“啊，你大概还没吃饭吧？”
倪柝声“嗯”了一声。
“我去给你打饭！”吴友琦说。
“不要，不要，我自己来！”说着，倪柝声就用提篮桥带来的大茶缸打饭去了。
饭吃好后，吴友琦就带倪柝声到副业队宿舍去。他们的床相对挨着。倪柝声的床靠门，是最坏的地方。虽然别人关门、开门的声音都会吵到他，但是他也不挑剔就安定下来。
住几日后，吴友琦注意到倪柝声的反应相当迟钝，已不像在提篮桥时那样有精神。并且他常常夜间盗汗，衣裳都会湿透。当时，倪柝声自己有一个偏方，就是将芝蔴和白糖拌在一起吃，便会好些。可他没有钱，吴友琦就暂时借钱给他，并带他到农场的合作社买了许多包蔴酥糖。又过了一段时间，倪柝声才向吴友琦提起来，他到白茅岭以前是先被分配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他在那里遭到小流氓场员用鞭子毒打，连棉袄背后都打穿了几个大洞。所以他似乎被打怕了，因而反应都迟钝了。
（注：一九六七年四月，倪柝声在提篮桥服刑期满，被秘密转送到青浦区的农场。据说他对“场长”传福音，被同作“场员”的小流氓毒打。）
插曲：青东农场
为什么倪柝声被转到青东农场呢？他的刑期就是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正当全世界各处的人都为他的释放而祷告时，正当倪师母张品蕙等候他刑满释放的日子时，从提篮桥监狱的广播里不时地传出声音，警告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虽然你的刑期已到，但是我们对你的改造仍不满意的话，你将再延长五年或七年。”
如果倪柝声能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虽然还需要度过被剥夺公权的生活，仍然可以从提篮桥被释放出来。那么，怎样才算被改造好了呢？监方自然希望他在最后一关 “考试及格”，公开放弃信仰，以作为信徒改造的良好样板。为着达到最好的效果，负责人常用已经放弃信仰的信徒在批判大会上作见证，以期影响被批判者的心态。然而，倪柝声接受改造的底线是“绝不肯放弃信仰”，确实是执行劳改政策的负责人最头痛的问题。这在多次针对他开控诉大会，以及监长经常找他谈话，可以得着证明。
有一天，监警把倪柝声叫出去，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他们要他放弃信仰，如果答应了，就让他回家，但倪柝声不同意。当时，有两位分别姓蓝（上海某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和姓张（上海某个县的县长）的，他们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他们答应放弃信仰，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随后，那两个人就轮流讲话，臭骂自己，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并顺着政府的意思说了许多，且彻底认罪悔改，甚至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监长就宣布：“现在经过狱长的批准（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最大的头头），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
倪柝声何曾不想回家呢？他那么想念他的妻子，张品蕙也在等着他、盼着他。只要他说句放弃信仰的话，就可以回家了。然而，他没有说，因为他根本无意要这样做。每次被约谈之后，他回来就告诉吴友琦，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不放弃！我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了。’”他最后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离刑满释放只剩几个月，那时文革已爆发了。但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倪柝声持守着他的信仰，宁可至死，也要为主作见证，导致他后来被加刑五年。
兴许这就是他被转到青东农场的主要原因，最终考虑他身患疾病，年老体衰，后来把他移送到白茅岭农场，分到副业队，作为劳改犯人“刑满留场”的半改造分子。
（图注：吴秀良教授在《破壳飞腾》里为我们提供了枫树岭分场的示意图，现今除了枫树岭分场大院和主干道仍在，其它如房屋几乎荡然无存了，但这张图是从杭州去的方向。）
在农场的劳动情况
副业队的工作一般包括刨地、插秧、锄草、种菜、挑粪、采茶、打铁和烧窑等。年老和病患的，一旦被批准为“残老”以后，劳动量和强度相对减轻，做些锄草、拾穗和看地的任务。拾穗就是农忙收割时跟在收割人后面拾取遗落的稻穗；看地者常常是女场员，多半在夜间，主要负责是防止周围的农民来偷田里的蔬菜和农作物。
关于倪柝声在农场的劳动情况，因着他患有心脏病，所以就被分派做些轻松的活。比如收割黄豆时，里面有石头或烂泥或叶子，他和几个残老场员就留在宿舍里捡一捡，弄干净。他们工作主要是在宿舍外面一个晒衣服的场地。有时候在宿舍周围拔拔草，有时候让他们洗一洗马桶，或派他们搞搞家务，把宿舍地上的烟头扫扫，清理一下别人所吐的痰，反正都是手工劳动。
本来副业队没有食堂，与残老队合用一个。以后残老队和副业队闹矛盾，副业队就把食堂迁到公路对面山坡上。但是倪柝声的体力太弱了，爬两个坡去吃饭，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吴友琦每天三顿饭都替他打来给他吃。再后来倪柝声连那些轻微的工作都没有力气做了，从此他就整天坐在那里读报纸、看看书、写写东西。他写东西写的很多。小说他不看，只看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他对毛选四册全部都可以背出来。他曾对吴友琦说：“如果有人问我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在第几页第几节，我都能告诉他。”他还幽默地说：“我其它事情不能做了，为人民服务还是能做的。”
其实，倪柝声并非完全盲从毛的思想。正因此缘故，他在农场的最后一两年所过的日子相当艰苦，不但在生活上遭到刁难，而且还受到不停的批斗，一直到死。
（二）锁炼下艰苦的日子
锁炼与苦难
白茅岭，山连山，山套山，丛林密布，高深莫测。而枫树岭农场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在倪柝声写给张品琤的信中（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他特别提到“此间山明水秀”，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孩子们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看到的都好。”有人以为，倪柝声在枫树岭副业队并没有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读读报、写点东西，甚至有闲暇去背毛选，这种生活应该是十分逍遥自在了。但，不管环境风景如何，繁忙或清闲，谁都不会乐意跑到劳改队去度假、休养，甚至养老。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说，使徒保罗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炼的使者。什么叫锁炼，乃是指在监禁期间经受煎熬和试炼。倪柝声是带锁链的，他是奴仆。从他被捕至死的整个过程，我们能感觉到神把他放在锁炼下过一种熬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励志性的拼搏奋斗，也不是璀璨的光辉岁月，而是在二十年的监禁生活中，煎熬地度过那漫长的艰苦的日子，以至于使他满带着基督的丰富，达到生命的成熟，并安详离世。因此，在临终前他能够坦然无惧地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这世上有许多苦难，由于人类的堕落，犯罪所招致（参创三17～19）；也有因为撒但的恶意（参启二10），藉着各种人事物，加以苦害；更有出乎神的美意（参来十二5～11），许可我们所遭遇的，好叫我们受管教、得益处，为着成全我们。倪柝声的一生是苦难的，他所受的苦难，就是他职事上所受的苦难。若非因着职事，也就没有值得提说。但他从苦难中学得属灵的功课，使他所得的启示就烧在他里面，并形成职事，且能够将基督实际地供应给人，又叫他作基督执事的证据（徒九15～16，西一24，腓三10）。使徒并不是在外面贴了标签，有所表明；他们所在意的，乃是他们这个人里面的所是。倪柝声这个人，他的所是为他作见证，他有他的职事，并成为新约职事中的一份。这不在于任何头衔，乃在于那个实际，就是我们是不是被神构成的人。
回顾倪柝声一生所受的苦难，首先来自环境上的贫穷。在他尽职的早年，国内经济状况非常艰难，但他完全凭信事奉主，不愿受雇为任何差会、公会、或是任何个人工作，只单纯信靠神而活，因此学知什么是贫穷。疾病也是他所受的苦难之一。他年轻时就受肺病折磨，胃也有毛病，此外他还有心脏病，常有心绞痛，直到他过世这病都没有痊愈。但因着病痛，他学会完全倚靠主，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服事，乃是靠复活的生命。除此之外，来自基督教的反对，这是他苦难的第三个来源。公会彻底藐视他，批评、反对、攻击他，散播谣言中伤他，使他大大受苦。另一个苦难来源乃是弟兄姊妹。这苦在性质上比从公会来得更甚，因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是从里面来的。从一九二二年在家乡开始实行教会生活，至一九五二年被捕进监为止的三十年间，倪柝声曾经历到弟兄姊妹革除他，对他持有异议，又顽梗、又具野心、背叛与攻击等等。但藉这一切的苦难，他学了功课。苦难不只帮助他信靠主，更为他效力，使他更被主炼净、对付、拆毁，让圣灵用神圣的生命重组他。
艰苦的日子
在西欧历史上，有中世纪黑暗时期。近十个世纪漫长的黑暗，仿佛太阳隐遁，永无光照之日，直到时期满足，神不能再继续容忍罗马教堕落的情形，因此祂藉着马丁路德带进改教。倪柝声被囚禁的二十年，又可称作“锁炼下艰苦的日子”。若非切身体会，难以感同身受；若非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就不能模成祂的死，并真正看见估量生命的原则，以失不是以得，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至终，被人藐视的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犹如“被囚”的丑陋的蚕蛹，突破蚕壳，复活而出，蜕变成美丽的白蛾，向着无边的天际飞腾而去。现今，世界各地出现数千个“地方教会”，因着他这个人及他的职事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并继续增长。
本文意在讲述倪柝声从被捕至死这段时期所受的苦，从中我们能够看见一个真实的倪柝声。他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神人；在他身上有神的生命和荣耀的彰显，作为人，他也有神性所丰富的人性。于此，我们能瞭望并领会一个活基督的人，如何让神显现于肉体，在他里面过人性的生活，使他的生命有一个蜕臻于成熟的过程。
一、被捕的诱因
自一九四〇年办生化药厂开始，倪柝声屡经波折，许多弟兄先后退出生化药厂，以后他去重庆将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不信主的弟弟经营，亏损累累。一九四八年他将生化药厂交出来，让教会安排交出来的弟兄去经营，又是弄得焦头烂额，弟兄们又退出生化药厂，他再交给不信主的人去经营，但生化药厂的状态始终没有好转。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他要办第二期鼓岭同工训练班“执事之家”，经费又成了一个问题，他也知道从上海生化药厂取出钱来是没有希望的，就想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空屋内办起一个生化渝厂来，即重庆的生化渝厂。其实，当倪柝声一九四二年去重庆时，与上海生化药厂董事会就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他在重庆用生化牌号开药厂，但是产品要和上海的有别，且在商标上要加一个“渝”字。抗战胜利后，重庆生化药厂结束了，有些原料都运来上海交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因上海生化药厂付不出这笔原料钱，就作为欠倪柝声的款项。但现在又怎么在上海重开起来呢，也就是重庆的生化渝厂在上海重开？倪柝声听见他内弟张宜纶从香港写信给他说，美国新出了一种肺病特效药名P.A.S.，粉剂装成小瓶出售可以赚大钱。于是，他就托张宜纶在香港将P.A.S.原料运来上海，由上海生化渝厂托上海生化药厂加工作成粉剂和片剂，取名“生化鄙雅士”，运来江西路销售。
这里我们就看到在上海有两个厂，原来的生化药厂，又叫生化沪厂，在胶州路上，经营不善，资金困难；而新开的生化渝厂，在江西路上，无厂房无工人，只有办事处作为销售门市，因为卖“生化鄙雅士”，生意很好。当生化渝厂赚了很多钱时，却只给生化沪厂一点制造和包装费用，这就引起上海生化沪厂工人的嫉妒。那里的工人大多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说生化厂只有一个，哪来两个，这是老板账外有账，是非法的。于是，他们就去工商局告发倪柝声是虚设字号，为要逃避资金，并联合起来想要斗争他。但因为“生化鄙雅士”粉剂，价格太昂贵，长期吃的话代价太大，许多人吃不起，酸性反应强，所以在解放后营业状态就一落千丈，被逼跌价，改作钠盐片剂了。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生化沪厂工会数次派代表和倪柝声谈判要加工资等，正在这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信谊药厂时，也来参观胶州路生化药厂，看见这个厂人不多，技术人员却很多，就对倪柝声说：“你们这个厂人才济济。我们东北药厂设备都是日本人政府机关留下的。我们有工人，可是缺少技术人员、制药人员。”于是，他就提议两个厂合并。倪柝声跟龙厂长说：“合作不必了，我们把药厂搬到东北去跟你们并在一起，成立个东北药厂。”那时，倪柝声看到生化沪厂的工人要斗他，就想将生化沪厂卖掉，也想将渝厂关闭。正在想如何能遣散要斗争他的工人，就决定把生化沪厂迁往沈阳，和东北药厂合并，一切机器、原料全部卖给东北药厂。职工也动员去东北药厂，那边条件好，工资也可以增加，不愿去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但他又说：“我们在渝厂的弟兄姊妹不要去，以后都到弟兄药厂来。渝厂干脆就把它结束掉、渝厂的机器也卖给东北药厂。”
当时，龙厂长要买生化渝厂的一个高压锅。倪柝声开价三十万人民币，他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他这笔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言明将来要还美金的。现在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照黑市一元美元合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高压锅因此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同意这个价格，就将高压锅买下了。那个高压锅运到东北，他们也不会用，就丢在外面。可未曾想，后来这事成为倪柝声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证。
生化沪厂迁厂东北了，生化渝厂也关闭了，倪柝声认为生化沪厂有不信的人在作梗，才经营不顺。现在生化已解散，可以完全由弟兄们自己来办厂。接着，他就筹备一个弟兄药厂，由教会中的弟兄来经营，厂址借胶州路生化沪厂旧址，资金是由他出的，由弟兄们顶名作股东，产品是又一更新的肺病新药，取名“结核安”。后来，他又预备在上海开个锦绣化工厂，并将一部分钱投资到汉口去开珞珈药厂，又在上海开了翠华颜料厂。他把弟兄姊妹的薪金提得很高，目的是要他们从工资中每月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
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所谓五毒），就是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包括：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五反检查队”在东北药厂发动该厂工人揭发雇主的“五毒罪行”时，前上海仁和药厂（即今第十七制药厂）的厂长，后被聘为上海生化沪厂的副总经理，再后来迁往东北的史济汤，在东北药厂检举了倪柝声（当初高压锅就是倪柝声托史济汤从一家染料厂买的），说他将高压锅以三十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这就被视为是盗窃国家资财。因此，东北公安部派人来上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来到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要倪柝声当即到沈阳去交代被控罪状。当时，张品蕙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资本家被带走交代问题是常有的事。可是，在被押前去沈阳途中，倪柝声在火车上被正式逮捕。
倪柝声在沈阳受审定罪后，旋于一九五三年初被押回上海，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那里，他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会”。在展览馆后面也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倪柝声和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的“罪证”，许多学生由校方带领参观了展览。
二、见证被人怀疑
倪柝声去办工厂是逼不得已的，他曾说过：“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他给了众人一个统计，从哪年到哪年同工有多少，后来因着营养不足，肺病死去的有多少，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灾苦又是多少。他告诉众人，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只好去作生意。从历史事实中我们也看见，倪柝声作生意，不是为着自己，也不是为了供自己和家人享用。在他一九四八年恢复职事后，不但把生化药厂交出来，而且他连自家的三处房产都奉献出来了，为着主的工作所使用。
当药厂赚钱时，他没有为自己保留，那时的鼓岭训练所需的一切费用开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开办的生化渝厂；当药厂亏本时，每一次，他顾念人，不愿叫人吃亏，将一切难处、债务都自己承担下来。正如一九四二年发生大风波期间，药厂因亏本，连红利都付不出，许多弟兄姊妹将股票卖掉，卖不掉的就怨声载道。结果，倪柝声只得自己买下，全厂的股份到后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在现今看来，遇见这样一个好老板，实在不容易。但是，因着倪柝声作生意，他的整个见证都被人怀疑，有的人恶意地批评他，说他做生意乃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就连那些从前暗中接受他经济帮助的一些弟兄，都公开反对他。神家里的人是如此，那些不信的人就更加过分了。他们不仅出于嫉妒无理地要求涨工资，而且几次想要联合起来斗争他。甚至接受过他恩惠聘用的人，检举揭发他将高压锅出售给东北药厂是盗窃国家资财。
遗憾的是，生化渝厂建起来后，倪柝声看到工作上经济的问题解决了，也没及时安排生化渝厂的组织、登记人事方面的问题，就上福建鼓岭山上办第二期”执事之家“去了。这就留下了后患，导致给那些想要斗他的人，去告发的机会。即使等他从福州回上海后去补救，也给人落下虚设字号、逃避资金、巧立名目等把柄。并且，在五反运动时，检查队查到一些“美金借款”账号，还有一些账里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偷窃国家资产。又说从香港来的钱中间有帝国主义的钱。为什么呢？他们主要查有没有钱到教会里面去。因为过去他们要教会填接受帝国主义津贴，地方教会就说我们是自养的，我们没有帝国主义的钱。他们不相信，他们要借着五反运动，从生化厂的账里查出有没有从香港进来帝国主义的钱经过生化厂再到教会，他们要从生化厂打开缺口，否定地方教会早就自理、自传、自养的说法。
三、秘密审讯
倪柝声被捕之后，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秘密审讯。由于政府的保密，没人能知晓他遭受了什么。又因正值抗美援朝期间，许多人一直被单独关押反省且被拖延审判。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上海，我们从当时的同工所接受审讯的情形，不难想象倪柝声在那期间所受的苦，绝不会比那些同工少。
我们先来看张锡康的例子，他是上海生化渝厂的经理。一九五二年二月，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紧接着倪柝声被捕。七月上海生化厂（应是后来的弟兄药厂）进行五反运动，作为高级职员的倪怀祖、王大和和张锡康都被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十月十日，张锡康被逮捕，经过三日三夜的疲劳审讯，终于把他收入看守所。当他跪下来时，站在铁门外的看守解放军看见了，说：“你这作什么？站起来。在这里不许搞这一套。”他就站起来坐在地板上，闭眼祷告。解放军又喝道：“不许打瞌睡，眼睛开起来。”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待被逮捕的基督徒时，不仅是疲劳审讯，而且是不许可跪下，也不许可闭着眼，更不许可打瞌睡。那时家人在外面也不知他的去向，又不能送东西来。在审查时期，不能与外界接触。
张锡康是如此，倪柝声更是如此。在他被捕后，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当他离开信徒们之后，“三自革新”运动的代表，继续向各处地方教会的长老们伸出“友谊”之手。可长老们都无法联系倪柝声进行交通商讨，于是有些人就同意加入“三自”，但那拒绝的，就一个个轮流被逮捕。
倪柝声是人，他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有人性的情感和考虑，以及内心的种种猜测。当夜晚来临时，他被囚禁于监牢一偶，孤独且无助，他会在心里时常问自己，如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过去，白天他们还要批斗他多久，审讯还要多久，会不会被判刑，能判多久？张品蕙不知他的去向，肯定很焦急，她的身体还好吗？众教会现状如何，他们是怎么往前的呢？现在都已加入“三自”了吗？......许多的问题，有想到大环境这场风暴，也有想到他个人的前途，如还要关多久或判多久；又想到他亲人对他的思念，彼此都是焦急万分，却无可奈何；更想到今后地方教会所走的路......一幕幕景象，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一个个问题，叫他无法找到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他任何讯息。他就是在这种心境中，一天熬过一天。但他知道，思虑太多也是徒然，最终是要仰望主，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都交托给主。于此，他也能够在主里获得力量、安息和稳妥，并将一切的消极化为从神来的喜乐。就这样，他熬到了一九五三年初，被押回上海。当囚车载入上海的那片土地时，当他戴着手铐从囚车上被押下来时，当他重新呼吸到久违的上海的空气时，这使他获得些许安慰。也许，他会暗自思忖道：“在地理距离上，总算离品蕙近了，离弟兄们近了。不管将来如何，都有可能尽快得知他们的消息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三年半。看守所的条件比拘留所好点，但环境仍是恶劣的。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极小的房间里，只留一个窄小的出气洞，里面装着一个小鼓风机。盛夏季节闷热时，常常会感觉透不过气来，若有心脏等疾病，似乎不能生存下去。犯人每天早晨，铺床叠被，堆成“沙发”，擦地板，抬马桶，接热水和早饭；不许交头接耳，谈天说地，每个犯人都要背“监规纪律”。能够“自由”的机会，兴许就是出去放风时，还能晒晒太阳，并与混熟了的监友聊一会，但各人的案情和反动言论是不谈的，因为每个犯人对后果都心知肚明。假如有谁不老实或表现不好，就往往要接受长时间面壁反省和不停洗刷马桶这类的脏活。
倪柝声在那里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这个时候，人要定罪他，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而是转移到信仰上。因为他是基督教里的头头，并且是不服管的；他不愿意参加“三自”，就自然成为反革命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也势必成为专攻的对象。从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展览会，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倪柝声和龚品梅的“罪证”，就能看出当局已完全要在宗教信仰上着手，看看怎么把倪柝声等人严办，为巩固新政权的稳定，并消除一切“不服管”分子。
基于此，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运动，其实生化厂五反运动乃是教会肃反运动的前奏。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集会持续十二天，为要引起众圣徒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这一天，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秘密举行听证会，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地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并从事间谍及破坏工作），在经济上偷税漏税，在生活上和多位女同工有染，并购买摄影机拍摄并私藏色情影片。
在同一天，大逮捕、大清洗和大搜查，恐怖的气氛笼罩整个上海，许多同工被捕，包括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人。第二天下午，预先安排的控诉会在天蟾舞台大礼堂举行，约有二千五百人参加。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卢伯明副局长作报告，许建国副市长作报告，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次控告公布所有细节，展览照片、“罪证”文件，而这些所有资料都是官方用几个月时间编纂出来的。其间，副市长演讲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些革命分子躲在基督徒聚会所内，倪柝声及他的同伙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是他们有共同秘密的企图。”在会上起来控诉的有二医青年学生许梅骊等。许梅骊当天的控诉，后登载于二月二日的 《解放日报》。除了许梅骊，还有陈见真、刘良模等一些发言。而二月一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新闻栏中刊登了几个大字——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报上还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二月三日《解放日报》又登载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扩大会议，通过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决议。
罢了！这就像一场闹剧，又像一场阴谋！最终，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参加旁听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政府有关领导（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和宗教事务局等）、基督教界知名人士、三自和《天风》的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上海聚会处出席的代表有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左弗如、张锡康、张主怀、刘菡芬、张仲贤、陈梅珍、张振华、范在甲和许梅骊，一共十二人。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倪柝声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当时，倪柝声并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随后，他被移送到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
但从吴秀良在《破壳飞腾》里给我们提供的资料看（16页），面对这个判决，倪柝声曾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倪柝声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是倪柝声为着自己的见证，并众教会的见证，决定效仿使徒保罗向凯撒上诉。然而，正如保罗一样，还是被罗马执政者斩首处死。
四、背叛者的攻击和控诉
在倪柝声尽职期间，有一位同工弟兄犯了不道德的罪，倪柝声帮助那位同工所在的教会把他革除，他就反过来背叛、攻击倪柝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以后，那位同工写信给倪柝声，这些信的内容若被检查员揭发或发现，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何等邪恶的攻击！
多年来，有好些人背叛并攻击倪柝声。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针对他作生意这件事，牵涉到上海的圣徒。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包括同工和长老，都背叛他并攻击他。这迫使他不能尽职有六年之久，那是极其严重又漫长的受苦。
等到一九五一年“三自革新”运动在上海如火如荼时，十月三十日，基督教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文章，大肆攻击南京祠堂巷聚会所，并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场，毁谤全国各处的地方教会为秘密组织，且定罪倪柝声和他的职事。这篇文章仍继续以往的攻击和污蔑，罗列从前倪柝声受诬陷之事，包含各项内容。我们不清楚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小群教会信徒，但这无疑是背叛的一个例子。
又到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那个时候，五反检查队就发动厂里的工人，叫弟兄们起来控诉倪柝声，并检举揭发他的五毒罪行。从青岛来的荆绍仁最起劲，还有从弋阳来的李日绪，他们说要像利未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弟兄。
再到肃反运动时，有许多在南阳路聚会处的同工及信徒上台控诉倪柝声，这其中包括刘约翰（执事）、 左弗如（同工）等，以及青年代表许梅骊和张主怀。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许梅骊了，她是控诉倪柝声的典型积极分子。为满足当局意愿，她不仅努力配合批判信仰，而且放弃信仰二十四年。最可悲的是，她把自己放弃信仰归咎于倪柝声及地方教会。等她到八十岁时，仍不忘搜集关于倪柝声的负面资料，出书爆料写教会历史。来势汹汹，既有英文版，又有繁体字版，还有简体字版。
在所有的背叛者中，许梅骊真可算为名副其实的犹大。她当学习委员会秘书时，主持发动多次控诉会，硬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扣在教会头上，卖主求荣，可耻之至。并且，因着她检举揭发“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对教会内部的人事全部交代，导致当局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二百多人。
相比较于这些叛徒，在全国各地几千名被捕的圣徒中，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同工，却作了相反的见证。他们被拘留审查，接受日夜轮流审讯，吃尽各种苦头，但始终持守信仰，直到路终。像俞成华受不了折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三次，被“保外就医”后，第二天就死于上海宏仁医院。而张愚之在被捕的第一年中，被提审三百多次，最终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瘸一拐地走向刑场，为主殉道。蓝志一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刑十年，押到青海劳动改造。在劳改营中度过可怕的大饥荒，虽然饥寒交迫，周围死了许多人，但是他负责管理仓库，坚持不偷吃一粒花生米，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晚年住在武汉的半间漏雨的破旧小屋里，主要精力仍放在传福音和四处寻找、安慰灰心失望的信徒。至于那两位姊妹同工，亦于一九六九年相继在主里安息，她们至死未能出狱。正如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四7）。
如果说五反运动时的审查是针对雇主和资本家，并对少数涉案人员所采取的必要的强制措施，那么肃反运动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大逼迫和大清洗。前者主抓经济，后者却是宗教信仰上的一次严打。而这两场运动，倪柝声都处在骤风暴雨之中，成为箭靶子。现今我们无法切身体会他在风雨中的艰难和内心的各种挣扎，但我们能感受到锁炼下那些日子的煎熬和苦楚。事实上，他并非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人，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经过四年时间来搜集他的犯罪证据；如果他那么听话，也就不需要动员众圣徒来控诉他，以掌握更多的“罪证”；如果他那么听话，他的同工们也就不需要再被轮流审讯，并交代他的问题。因为只要他听话，所有的事都好办了。但只因为他不听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在审讯期间所受的苦，并不会比任何一位同工少。肃反运动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过：“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这话隐含倪柝声被逮捕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倪柝声才被判十五年，并不是重刑犯，肯定是他老实交代问题，并向政府认罪了，才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同样是基督教头头，为什么天主教的龚品梅还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倪柝声却被判那么轻？如果我们真正了解“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就清楚她与倪柝声的案件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最起码说，倪柝声是坚持走“自治、自养、自传”的路线，地方教会是本土化的教会，政府找不出什么“反革命”的罪证来，最终也只能给他判十五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而龚品梅兼任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秉承梵蒂冈的指示，种种反动言行确实有据可循。她自己曾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假设我脱离教宗，我不但不能称为主教，而且连作教友也不够资格，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决不能夺去我的信仰。”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宗教政策，而且涉及到中国的内政，如不能受梵蒂冈的干涉，这种性质要比倪柝声的案件严重多了。
五、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黄浦江畔华德路117号（今长阳路147号）。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于一九〇一年兴建，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第一幢监楼竣工启用。后陆续增建，至一九三五年形成占地六十亩、楼房十余幢的规模，四周有五米高的围墙。在一九四三年交还租界以前，它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德路监狱，长期由英国管理，俗称“外国监狱”、“提篮桥西牢”；被号称为远东第一大监狱，又被誉为“死亡之城”，是上海最恐怖的地方。
为什么它让人如此敬畏呢？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里曾关押过许多著名人物。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甲级战犯（谷寿夫中将），以及背负数不清人命的罪徒。也因为监狱的特殊环境，曾在这里实施过手段残忍的刑罚，枪决、绞刑过革命烈士、汪伪叛徒和身犯重罪的日本战犯。监狱建筑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院壁高深，每3.3平方米就可关押三个人，能容纳上万犯人，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直到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座监狱被关闭，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址被保护性开发。
提篮桥监狱的十座大楼，以号码命名为一号楼、二号楼，一直到九号楼。一号楼到九号楼都是监房，而十号楼是监狱医院，与监楼中间有高耸的篱墙隔开。三号楼的底层，有一个商店，服务员和顾客都是犯人。另外，监狱里还有一个大礼堂，用来开各种大会和每月犯人家属探监时“接见”之用。每座监楼相隔有一定的距离，楼与楼中间的空地，是为犯人每天出来“放风”（散步）用的，夏天时也可以同来让犯人坐在地上看京剧或听评弹的演出。
基督徒犯人，算是“反革命分子”，属政治犯，都要关在三号楼。那里的犯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刑事犯（小偷、妓女和杀人犯等）。一号楼里的是二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像天主教的龚品梅和抗战时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都曾关在这里。二号楼关的是抢劫、盗窃等较轻的刑事犯，八号楼是患病不太严重并正在养病的犯人。女犯们通常被关在九号楼，与男监完全分开。
每个监房面积不足四平方米，一般挤三个人，人多时挤四、五个，那样大家的身子就无法平躺。牢房的顶头放着一个小马桶，它是用木板拼造的，外面用铁条固定。这是最恼人的，铁条因年长日久生锈氧化，一旦崩断，马桶中的大小便就会流到牢房的地上。倘若铺盖来不及抢救，就要被大小便弄脏弄臭。只有这样的情况下，狱方才会给他们换一个新马桶。
毋庸置疑，犯人的吃喝拉撒睡，平时都要在监房里解决，只有理发和洗澡要到外面。根据规定，犯人七天洗一次澡，半个月剃一次头。一般都准许留头发，不剃光头。但对那些“反改造”和“二进宫”的犯人，就会勒令剃光头，因为这是一种标记，防止逃跑。男犯人洗澡的地方，是一个异常广大的淋浴室，装着一排排喷头，浴室设在监狱伙房的楼上。每逢洗澡的日子，浴室大门打开，犯人们一拥而入，各自抢占喷头下的位置，平均两三个人一个。然而，淋浴器是由专人操纵的；他坐在三、四米高的木凳上，哨子一响，放热水，但只有几分钟，让大家湿了身子，可擦肥皂。过一会，又开水龙头，等热水喷下来，每个人动作要敏捷，手脚并用像电影里的快镜头那样，三、四分钟内冲洗完毕。女犯人洗澡，情形也差不多，有的人纽扣还没来得及扣好，就又匆匆地排队回监房去了。
监牢的前后门都是大铁栅，从前门进去要经过三道铁门。监狱的大门口和四周的碉堡内，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岗。每座监楼都是五层高的，楼与楼中间有小铁轨相联，是用来将厨房的饭食送到各监楼。每层楼的走廊有两百尺长，铁轨也经过牢房门口。每逢开饭，规模像一场“炊场盛宴”，一只只饭盒盛着菜饭，都放在一个大木格子里，在小铁轨上被推送到各监房去。发饭时，也发开水，若家属送有茶叶，亦可香茗一杯。一座监楼，几百上千人同时吃饭，那筷子和调羹撞击饭盒的声音，汇集拢来，就是一首音量极大的超现代派乐章。一般每星期有三、四次能吃到肉，然而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其间伙食非常差。有的人实在太饿，只能在放风时，偷偷摘取榆钱叶充饥。又到文革期间，犯人只能吃麦皮、稀饭这一类的粗粮。
监狱的场地上设有各类工厂，如被服厂、印刷厂和仪表厂。女犯多半在服装厂，兼做布制的洋娃娃等。有些工厂设有“翻译科”，外文好的犯人就被分派到这里翻译外文科技和医学资料。据说倪柝声在六〇年代初期，就被分派在这种地方从事翻译外文书刊的脑力“劳动”。虽然监房的面积像工厂用来搬运货物的大电梯间，但在劳动场所，根据吴友琦回忆：“他们给了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有桌子、椅子，叫他做翻译英文科技书报的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好，曾有弟兄看见公安人员陪他去上海图书馆找参考资料。”等到文革期间，他已不做翻译工作了。
六、改造学习与批判斗争
通常而言，一个犯人从拘留所到监狱的过程中，拘留所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因为不仅要面对审查的各种折磨，而且常被饿得头昏眼花。到了看守所，虽然仍在审查阶段，但是伙食相对好些。进监狱后，也要比在看守所自在些。因为罪名都定性了，不必再面临天天提审，也不必再交代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不必再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活动空间也相对大些。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监狱工作新方针。在一九六四年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此方针被正式写入会议纪要。改造方式包括：消极的“积极交代、揭发别人”与积极的“认真学习”。揭发别人是犯人当然的责任，藉着闲谈，可以发现别人隐藏的罪行，和他们内心对政府的不满。如果基督徒同监友谈福音，就会被视为“放毒素”和“反革命行为”。犯人可以根据揭发的质量立功，争取减刑和提前释放。因此，在监狱中犯人打小报告揭发同牢犯人，以达“减刑”目的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检举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反改造”的行为和思想。
监狱的规定，不许干部动手打犯人，但是犯人打同监犯人却是经常发生，且是狱方默许的。为了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常利用同监的刑事犯——小偷、妓女、杀人犯、抢劫犯——来殴打他（她）们。一面为了防止犯人建立友情，一面为了揭发反改造的思想和行为，“调房”也是达到改造目的的一种策略。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下午，倪柝声的牢房调走一个人，另有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犯人吴友琦被调进牢房补缺。另外一个同监犯是个弱智的年轻人，一只手还有点残疾。他只会“吗、吗、呀、呀”地说话，说不清楚，罪名也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倪柝声是“小组长”，带领小组学习讨论，启发大家发言和作记录。讨论完了，还要打报告给干部查阅。
犯人每天的生活，包括两方面：早晨劳动，下午学习。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每座监楼每一层有几十间牢房，几个牢房的犯人就组成一个“小组”作为“政治学习”的单位。每层楼的走廊上都可以有几个小组，相隔不远，彼此能听到小组讨论情况。小组学习都在走廊上（有时队长亲自召集在大礼堂里举行），没有凳子，犯人只能用自己的衣服或购买大量的草纸叠成“小凳”，坐在上面学习。按照倪柝声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以及出国阅历，加上他是“反改造”的专攻对象（一直没有放弃信仰），那么他担任小组长就在情理之中。这不仅是给他思想改造的机会，而且是让小组成员们监督他。但小组长通常受犯人排挤，因为在他们看来，小组长与干部是走得很近的，为积极表现自己，喜欢拍马屁，爱打小报告，这类人都被犯人所讨厌。因此，当吴友琦搬进牢房后，起初对倪柝声也不友好，甚至根本不愿理他。直至通过以后的接触，才对倪柝声有彻底的改观，并从敌意化解成好友。
政治学习每个星期总要有四次到五次，每次一个半小时以上。学习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以及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讲话等。另外还有国内外的形势教育，或读人民日报，或听广播，或听队长讲话......每年年底，都要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年终评比学习，对各人一年中的优缺点，提出表扬、批评和帮助，然后以思想改造为主，评出先进。
“学习”是思想改造的重要项目，而对付“反改造”的武器就是批判和斗争，简称“批斗”。这种学习夹批斗的改造方式是在两种场合进行：一是通过“小组学习”，二是通过“全监大会”。文革开始后，外面社会上推行“破四旧”运动。报纸上报道红卫兵如何把宗教消灭了。小组学习时，讨论外面的情况，一旦有“反改造”的言行，就要被批斗。如有个原来是青年会的教友发言说：“教堂都已改为工厂和食堂，圣经和诗歌都被烧掉了，哪里还有神？可是现在还有人死死抱住祂不放呢？”这话是针对汪纯懿姊妹说的。汪姊妹感觉非说不可，她就反驳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神还在。”这话一出口，结果学习停止，马上开始对她批斗了。后来有一周之久，每天下午学习就批斗她，甚至打她，叫她低头承认犯错误。
第二种场合是在全监大会上，文革期间，监方常在可坐数千人的大礼堂批斗“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时还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押赴刑场枪决。如北大新闻系毕业的林昭，就是立即被枪决的著名例子。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清楚文革期间的批斗席卷全国，如火如荼，像家常便饭，监狱里也不例外。而在文革前，控诉大会也是经常举行的。如一九六五年，倪柝声就常常受狱方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信仰。有一天，大礼堂密密麻麻地坐满四、五千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要批判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的龚品梅，另一个就是倪柝声。以前针对他的控诉大会都没有叫他去参加，为了照顾他，但这次让他亲自参加，是要触动他的灵魂，使他思想斗争更激烈一点；要他当面看见他的教友如何控诉他，如何跟他划清界限，他现在是众叛亲离的，别人都放弃信仰了，你还不放弃吗？但倪柝声总闭着眼睛，仿佛台上控诉的不是他，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
无疑的，倪柝声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动、作翻译的工作等，来顺服在上掌权的。但他绝不肯放弃信仰，这是他改造的底线。正因如此，他曾做过翻译的劳动，也担任过小组长，狱方对他更有适当的照顾，可在思想改造方面，他至始至终都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并时不时被揪出来控诉和批斗。
七、接见探监的家属
犯人们被关在戒备森严的监墙内，似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实际上他们仍然有获悉监外情况的管道：第一，每月与亲人会面一次，便可了解家庭和亲人的生活；第二，读报纸听广播，也可以知道外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如文革运动，也燃烧到监狱里面，几乎里外一样；第三，从劳改工厂里，从包装货品的旧报纸上，能读到一些过时的新闻。刑满留厂的“厂员”，请假外出或探亲回来，也会把外面听到的消息传给同厂劳动的犯人；第四，外面遭受经济恐慌时，也会影响监狱里的生活水准。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外面吃不饱，监狱里的干部还必须到外面寻找可以充饥的补充食品，这种外面的经济苦状是无法对犯人隐瞒的。
一九六一年开始，倪师母张品蕙获准每月一次到提篮桥监狱探望倪柝声。从倪柝声被捕之日算起来，他们已有十年没见面了，这种思亲之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接见需要犯人提前填表格申请，表格上写好接见日期，然后和信放在一个信封里，再贴上邮票寄出去。当然，犯人向外寄出去的信封都是不许封口的，因为要经狱警检查。家属收到信后，就知道哪一天是探监的日子。他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就在监狱后门排队，等开门的时候。那些路过的人，都清楚他们是犯人的家属，有的会指指点点，有的会公开辱骂。
在文革前，刘少奇上台当主席的一段时间，那时倪柝声作翻译的“劳动”，他和妻子还能有机会在一间铁丝网隔离的大厅内见面，并谈话半小时，他们待他很好。等到文革时，倪柝声接见妻子与大家一样在礼堂里面。这礼堂也是用来开会和演奏用的，舞台前面放一张长桌，长约六、七尺，宽约三尺。接见的当日，狱警先到监楼的牢房外面，呼叫可以接见的代号，犯人听到自己的代号，就从牢房的铁门走出来。然后，与其他犯人两个两个排好队，一同跟着狱警从楼上走到底层，再走到礼堂去。一般是二十到五十人一批，分批接见家属。在他们到达以前，狱警已经让家属在长桌前站好，面向舞台。然后犯人从右侧的旁门鱼贯而入，每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认定自己的家属后，就赶快来到他们的对面。接见时间只有一、二十分钟，因为人多嘈杂，所以大家必须大声吼叫才能听到对方说什么。那种紧张的气氛，犹如华尔街股票中心经纪人的疯狂叫喊一样。但一切言行都在狱警的监视下，许多话题不能谈；犯人的一举一动都纳入接受“改造”的范围，对于倪柝声夫妇而言，甚至只许他们讲普通话，不许讲福州话，怕他们私通情报。
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每次去探监时，张品蕙就给倪柝声带些食物、药品、钱和日常用品等。有时是倪柝声的二姐倪闺贞陪她去，还有一次张锡康陪她同去，但许多次是她一人去探监的。根据吴磬的录音谈话，张品蕙曾把新约的罗马书撕开作为包食物或药品的纸带给倪柝声，其它除马列和科技的书籍外，也带过唐诗。（注：吴磬是倪柝声的四妹倪德诚的女儿张佩心的丈夫。）
八、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
又据倪柝声的亲戚说，倪柝声最初获准接见妻子时，曾向她认罪道歉。但是一直到他从提篮桥转到上海郊区青东农场时，他才对张品蕙坦然说：“我现在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了。”
为什么倪柝声要向张品蕙认罪道歉？原来在倪柝声被捕前，他在家里的家具里（里面是空的）就藏了大量美钞和首饰，这些钱是他准备以后用来偿还陈锡日的。陈锡日是青岛人，他的祖父为极虔诚信徒，他与倪柝声交好。他的叔父为企业家，在东北开办纱厂，首迁住香港，后又全家迁加拿大。陈自己也有钱，作西药进出口生意。倪柝声开办生化药厂，负债累累，曾向有钱会友借钱，陈锡日是其一。陈锡日与烟台地方教会最资深长老赵静怀之子赵熙信相处友善。这份资料由赵熙信提供证明。并且张锡康也提到倪柝声在办生化渝厂买P.A.S.原料时，向阳本公司香港分公司陈子万弟兄的侄子陈锡日（又名树林）借来几万美金，但言明要还美金的。
倪柝声为什么要藏这笔钱？张锡康在《回忆录》第十四章里说：“许多人排队来买‘生化鄙雅士’，生意很好，头几天就赚了许多钱。倪很满意就到鼓岭‘执事之家’去开会了，叫我们定期将款送福州转交他，在账上设了一个‘美金借款’户，交给倪的钱算是还陈锡日的P.A .S.原料借款。......倪因P.A.S.赚了钱急于要还香港陈锡日的美金借款。他叫我拿二万美钞交给一个商行，但我不知这就是私套外汇。作P.A.S.的原料Amifeno从香港运沪，用付行商税的方法入账，可以在账上多拿出一点钱来，这后来又被算作逃避资金。倪叫我们按月送钱给俞成华师母吴焕音，因为俞将要去参加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班，又叫我按月送钱给李渊如。我们问他，这些钱付出如何入账，他说在工资名单上加两个顾问，称俞成华是生化渝厂的医学顾问。顾念同工是对的，但这样的作法在账上出现，后来又被定罪为‘巧立名目’，偷漏资金。......所以生化五反运动是教会肃反运动的前奏，为要弄清倪弟兄经济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始终不承认我们和帝国主义有经济上的关系，他们认为关键是在倪弟兄身上。为要弄清倪弟兄的经济来源，先要弄清他所办的生产事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也就是说，当时倪柝声为了从账上多拿钱，作为鼓岭训练和顾念同工的费用，他的有些作法确实欠妥。因无法预知当时的局势，又惦念着欠陈锡日很多钱还没来得及还，再则检查队已盯上他，他就不得已先把美钞藏起来。他之所以不告诉张品蕙，是因为怕节外生枝，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免得她提心吊胆的。这是他隐瞒实情、并向妻子认罪道歉的原因。可倪柝声没有想到，他被捕后有十年之久未能与妻子见面。当然，就是期间想告诉她，也没有机会。再则，就是从第一次接见起，他想告诉妻子，但言行都在监视之下，他也不便明说，所能做的就只有认罪道歉。张品蕙虽不知他为什么认罪道歉，但倪柝声心里有数，他是不能在狱警的眼皮底下公开说的。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文革运动来了，红卫兵随时可以去抄家，为了搜集张品蕙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导致他的那些书，以及藏的美钞和首饰都被发现，并被全部抄走了。
倪柝声得悉此消息，是在一九六七年初探监接见时，也就是四月份转到青东农场前（接见回来他还把这事告诉吴友琦）。那个时候，倪师母张品蕙身体很不好，血压常到270或280。其实，在肃反运动时，张品蕙与倪柝声的同工们就一同被捕，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因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一九五七年初获释，在家接受劳动监督。文革开始后，她就多次被抄家，遭红卫兵殴打和侮辱，受到非人的待遇。但在短暂的接见时间，她不会对倪柝声详说这一切，那次探监她告诉倪柝声，家里的书被抄走了，并埋怨他为什么家里藏大量美钞却没有告诉她。事已至此，反正藏钱的事已不再是秘密，倪柝声就不得不向她说明，那是以后要还债用的。然而，这次探监后，倪柝声又杳无音讯，虽然四月份刑期已满，但是他又被秘密转送到青浦区的青东农场，在那里又关到一九六九年底，直至再移送到白茅岭农场。
因受倪柝声的牵连，并她持守信仰的缘故，一九六九年二月，张品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家里接受“群众监督”。每天早晚两次，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虽在狱外，却真是比监里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她没有行动自由，到什么地方去，必须经街道委员会许可。虽如此，当她得知倪柝声又被关在青东农场后，仍去探监过一次。根据鲍贤玲的见证：青东农场的场长很喜欢倪柝声，常和他谈话，并劝他放弃信仰。张品蕙去探监时，他们可以去田野里谈话，无人在旁监听。倪柝声就告诉妻子许多监狱里的事。后来他需要棉被，张品蕙就把棉被寄去，却被退了回来。她没有办法，只得去提蓝桥监狱打听，原来由于倪柝声不肯放弃信仰又被送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从此，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见过面。
为什么倪柝声到青东农场时才对张品蕙说，对神对人没有亏欠了呢？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道理。对神而言，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不肯放弃信仰，并最终仍能站在那里，这是一件荣耀且喜乐的事；对人而言，倪柝声对妻子的愧疚，并欠人的债，这个时候他内心已释然了。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凡事都有主的美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那日在基督台前能够坦然无惧（约壹四17），良心安稳。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倪柝声的感觉里十分坦然。无论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的刑期已满，他所能受的他也承担了。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步，为使他臻于成熟、进到完全的地步。并且能够与妻子在田间自由地畅谈，这是他十几年来一直渴求的事。不难想象，当倪柝声说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时，他的表情是愉悦的，整个人都是轻松的。这种经历，只有一个忠心的服事者，时常觉得对神对人有亏欠，总觉得做得不够，才会有的。因为基督用祂的血赎回我们，我们不仅要对祂完全顺服，持守信仰到路终，而且要做到“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徒二四16）。使徒又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林后一12）。良心为保罗作见证，同样良心也为倪柝声作见证。以诺就是有这无亏的良心的一个人，因此他知道他是为神所喜悦的。同样，倪柝声力求向神向人无亏的良心，也使他相信自己是神所喜悦的。他曾说过：“良心对人无亏，才能在人前有好的见证。就是有人误会，也不要紧。因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前三16）。良心有亏，就外面的行为虽好，也是没有用处的；良心无亏，就是有人毁谤，亦无所讼于衷。”换言之，用世人的话说，这人什么都看开了，已经觉悟到另一番境界了。
九、批斗和刁难
一九六九年底，倪柝声被移送到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那个时候，他的身体非常弱，脸显得浮肿，人很高，却很瘦，背有点驼，头发全白。当时的政治气氛异常浓厚，林彪被选为中共副主席并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他发动全国“效忠”毛主席的狂热运动，不仅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而且要早晚向毛像跪拜。在监狱里，文革前有一点不合理的言论也许可以，但现在可就不行了。
倪柝声到枫树岭后，谁叫他去学习什么，他也去学习。有一次，小组学习毛的著作，读到：“当我们受到‘群众’批评的候，应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同时也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发言了。倪柝声平时是不大讲话的，那天他忽然发言了！他说：“我只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做不到。”他这么一说，小组长立刻向队部领导报告，惹得队长大怒。他们本来就想要对付他，现在他这个老反革命分子竟敢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因此就开始批斗他。倪柝声这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就为着这件事天天挨批，一直批了半个月之久。批斗时他们让他把反对的理由讲出来。其实，倪柝声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比如说，早上我不肯准时起床，你说’老倪啊！你以后要准时起床！‘那我觉得这个批评是对的，我就‘有则改之’。但是如果你说‘老倪啊！你不能睡在床上抽烟！’这个就奇怪了！我从来就不抽烟，我怎能‘睡在床上抽烟？’我就是不睡在床上，也不抽烟啊！你说‘你虽然不抽烟，但是你要’无则加勉’，这种事情就太多了，不是叫我无所适从吗？”
倪柝声又讲些其它的例子，有些人觉得讲得有道理，就批不下去了，但凡是队长（狱警）在场，他们就做做样子，讲倪柝声“思想反动”、“老顽固”之类的话，这样半个月后也就批斗不起来了。还有一次，队长们看了倪柝声写的自传（监狱和农场的犯人都定期写自己的自传，交代自己已过历史），就批评他“夸耀自己”，又开始对他批斗起来。因为他的自传里提到出过国，去过许多个国家，于是大家就你一言我一句，骂他崇洋媚外，老顽固，老反革命。不管别人怎么骂，倪柝声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最后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他问队长是否可以坐下来，队长准许他蹲下来靠着墙壁。但是等狱警一走，大家都不批了，转而聊起天来。
看上去，这种批斗好比诙谐幽默剧。但谁能想到，倪柝声到枫树岭后不久，身体就极差，步履艰难。住的地方离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他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柝声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吴友琦帮他打，带回来吃。
忽然有一天，狱警把吴友琦找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倪柝声）打饭。吴友琦回答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他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柝声。当然，吴友琦也没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吴友琦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友琦只得回到宿舍里，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倪柝声。等了很久，以为他这样知识渊博的人肯定能想出个好主意，但倪柝声开口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吴友琦听了大吃一惊，顺其自然，不就是一切顺从主的安排么？于是他又气又急，问道：“你不想吃饭啊？”可吴友琦又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吴友琦里面突然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本来他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他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他劳动累了，要多买一两。以后，吴友琦就打六两饭，食堂也没怀疑他。回来后，他把二两饭给倪柝声吃（因为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而吴友琦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他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把这难关度过去。
论起刁难这件事，莫过于未能见张品蕙最后一面，更令人愤慨。有一天，狱警允许吴友琦把一封倪柝声的家信带给他。信上写着，张品蕙在家中（上海岳阳路200弄88号）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随即，吴友琦一边劝倪柝声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自己也陪同他去。照理，当时他们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只因“文革”，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但按照规定，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
一开始狱警对倪柝声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柝声对他们说：“吴友琦可以陪我回去。”狱警却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他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柝声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吴友琦和他们讲道理，就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他嘴唇在动，就问吴友琦：“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吴友琦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吴友琦，他也照样回答。当时，如果狱警确知倪柝声仍是在作祷告，那是很严重的，就是不接受思想教育改造，属于顽固不化的那一类，后果不难想象。但吴友琦知道，倪柝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十、丧妻之恸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眼看倪柝声加判的五年劳改刑期就要结束，倪师母张品蕙满怀希望地积极为倪柝声出来后的住处准备。当她在家中站在凳子上要爬到橱顶上拿东西时，突然间一不小心，跌了下来，断了几根肋骨并中了风。她被送到上海中山医院，但不准移进病房诊治，结果于三天后在医院走廊上与世长辞。在她离世前的这年春天，她的侄孙女万小玲即将到农村插队，临别时张品蕙流着泪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
倪柝声曾告诉吴友琦说，他是基督徒；他的妻子非常爱他，高血压非常严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他说：“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真是太多了。”
然而有一天中午，吴友琦收工回来，看到倪柝声泪流满面，原来倪师母张品蕙去世了。倪柝声很悲伤，后在吴友琦的鼓励下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可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
当时，倪柝声写了一首诗：“哭千声，唤千声，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吴友琦看到后，就在下面和道：“横报告，竖要求，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柝声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他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他以甘心的顺从把这件事接受下来。尽管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后来写的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四姨（指张品蕙，她在姊妹中间排行第四，张品琤是老大。）新的东西我全不要 。我所要的是她最后用过的衣、裤、头巾、蒙头、旧袜子、手帕、牙刷以及其它小件的纪念品。”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倪柝声写给他妻子的大姊张品琤、外甥女鲍贤玲（张品蕙二姐的女儿）的信。这位大姊在张品蕙死后，她觉得需要留下来照顾倪柝声并送他必需品。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倪柝声写信道：“东西已经收到，四姨去世，我要一些纪念品，以志永好。寄来的东西，我要她最近穿过的旧鞋二双，及她旧的她穿过的内线布的衣裤。请你替我寻出，至为感谢，千万寻出。”后来张品琤在春天去白茅岭时，除了带上述衣物外，还特别带了一缕张品蕙的头发和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是他们两人交朋友时倪柝声从外面回来有时累得满头大汗，张品蕙用那条毛巾替他擦汗的。
五月六日，倪柝声又写信道：“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已。”五月二十二日，他再次写信道：“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
十一、病痛的折磨
在倪柝声年轻时，他就受肺病的折磨，几乎要死，甚至连医生都说没有指望了。于是，倪柝声求神给他信心，结果神给了他三句话，是他一生不会忘记的。第一句：“义人必因信而活”（罗一17，另译）；第二句：“凭信而立”（林后一24，另译）；第三句：“因信而行”（林后五7，另译）。这几句话使他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他就感谢赞美神，因祂已经给他话语，他相信神已经医治他了。后来，凭着信，他的重病确实得着神的医治。
在张品蕙每次去探监时总是给倪柝声带去药品，这说明他在监狱里仍然受着疾病之苦。从他离世前所写的信中，更能确认这点。他说：“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倪柝声在疾病中实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话：“在主里常常喜乐”；他不仅自己在主里喜乐，更激励他妻子的大姊要充满主的喜乐。这两句话表明，倪柝声在受牢狱之苦时，信靠主并与主多有交通。他就像使徒在坐监受苦时，仍在主里喜乐，并激励读他信的人也在主里喜乐（腓二17～18）。他在这封信里没有引用圣经节，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做。这封信是在他去世前三十八天写的。
五月二十二日，他又写信道：“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你来时带一斤太仓式肉松，一斤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腑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胺基酸补充。很困难。”在这封信中，倪柝声不只一次提到他的病。“地戈辛”是尼亚辛的商标名称，尼亚辛是一种酸。他所患的病是慢性的心绞痛，因着心肌缺乏血液供应而引起胸部疼痛。
就在倪柝声被送去白云山农场前的一个晚上，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吴友琦眼看他不行了，就到办公室去报告那里的侯医生。这位女医生，心眼很坏。她来了后，就说：“怎么样？又不行了？”她就回去把队长叫来。队长来了后，说：“倪儆夫，你怎么了，身体不好？”倪柝声躺在床上，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就向他们点点头。他们就说：“好！那就把你送到总场去看病。”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白茅岭总场离枫树岭分场有二十公里的山路，那时没有柏油路，送他去的车子是农村拖拉机。一路上要上坡下坡，颠簸得非常厉害。这等于说，表面上是送倪柝声去看病，但半路上就有可能把他颠死。按常理，他们应该给他吃一点药，并且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倪柝声摇摇头，表示不要去，他又紧握着吴友琦的手，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友琦，我不能去！”吴友琦马上就说：“这怎么行，他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在拖拉机上怎么能吃得消呢？”
正在讲话的时候，拖拉机来了，在外面呯呯呯呯地发动着。情况非常紧张，吴友琦就对宿舍里几个要好的朋友说：“你们说，这种情况好去吗？”他们马上出来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不行！侯医生啊，你是医生啊，他怎么能到总场去呢？他半路上就要死掉了！”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要把他害死啊？”他们说完，就站起来挡住倪柝声，不让他去。
这时，丁队长又回来了，他也是个坏家伙，说：“吴友琦，你多管闲事！你不让他去，出了事情你负责！”他的态度很凶，又问吴友琦：“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对他这么好，是他的什么孝子贤孙啊？”他这样讲，大家也不怕，因为按照农场规定他们不能打，只能骂，只能训几句，说什么“你这个小反革命，和他这个老反革命，是一丘之貉，都是反动分子。”经过一番反对之后，他们终于打消计划，把拖拉机开走。但是，他们还要另打主意对付倪柝声。
十二、落叶归根
在张品蕙逝世半周年的前一天，即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倪柝声写信给张品琤，信中他说：“六叔汝励在解放前，都对我思想有帮助，不知他的地址在哪里，还要兴涛侄婿的地址。”
张汝励是倪柝声岳父张汝舟的六弟。解放前加入共产党，是上海的重要地下工作人员。张向倪保证，共产党执政后一定尊重人民的“宗教自由”，并且对倪灌输马列思想。张汝励为人耿直敢言，以后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议”。与中共海基会会长汪道涵相交甚笃。他于一九九〇年左右去世。其长子张充，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已退休，他对当年他们父子如何得到倪柝声的庇护和他们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务活动津津乐道。倪柝声一度曾任命张汝励为上海 “生化厂”总经理。至于马兴涛，他是倪柝声堂侄女倪幼慧的丈夫。
倪柝声在信中询问这两位亲戚的地址，显然与他准备申请“出场”的事有关。如果有合适的亲戚收纳他，这时他极想完成“落叶归根”的愿望。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至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他的二十年刑期已满，依法应当释放。可是，他要到哪里去呢？谁愿意收留他？因此他希望联系张汝励，必定是他以为张汝励仍然在政府里有影响力，或许可以帮他早日获准出场。他之所以与马兴涛联系，也是希望可以“收留”他，可以到马所在的公社落户。后来张品琤写信给倪柝声，必定把马兴涛的地址告诉他了。
五月二十二日，倪柝声写信道：“品大姨：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与别人。......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亲人自己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去了联系，只好请你。”他在信末附言还特别请张品琤寄共产主义的书，说：“家中有《联共（布）党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请邮寄来。”
家里曾被红卫兵抄家过，圣经、诗歌，以及各种属灵书籍都被抄走了，但共产主义的书，没人敢抄走。这些书应该是张汝励向他灌输马列思想时推荐他阅读的。倪柝声要张品琤邮寄这些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病重到那个程度，不是为了像研读圣经一样去学习，而是在出场之际，留给干部一个好印象，证明他改造有积极的表现，以便他能够顺利出场。倪柝声写信给张品琤，请她帮助在亲戚中找一个在农村“可以代为挂钩的人”，显然他没有把握马兴涛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若没有挂钩的人愿意收留他，他刑满也无法出场。
在同一天，倪柝声写了上面这封信，又写了另一封信给他的这位亲戚：“兴涛侄婿：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你知道我是有大姊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倚靠你。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题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念。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廿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大姊”是指倪柝声的大姊倪闺臣，即陈终道的母亲，她住在香港，在他被监禁期间，就是她送钱到上海给倪柝声和他妻子，因此这里说“生活没有问题”；“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指明他希望从监牢得释放，到他堂侄女的丈夫那里。那时他看自己是“落叶归根”，寻求余生“归宿之处”；“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指明他请堂侄婿为他预备住宿之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方面”，他完全倚靠这位亲戚；“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这显示倪柝声因着妻子去世所经历深深的忧伤，以及他因此所受的苦；“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可以指明倪柝声希望这位亲戚将一份证明他们关系的证件寄到他那里，叫他能从监牢得着释放；“到浙江去”，指明这位亲戚的家在浙江，倪柝声想到那里度其余生；“粮票有问题”，指明他在浙江买食物可能有问题，因为他在当地是外人。这封信的日期是离他去世只有八天。
五月二十五日，倪柝声接到通知要被调走，他就立即给张品琤写一封短信。这封信是寄到上海鲍贤玲处代转（那时张品琤已从北京坐火车前往上海）。他写信道：“品大姨：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祝你好。述祖”。这封信表明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就要调离枫树岭农场，到再过去一站的山下坡、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这个农场就是白云山农场，在山坳里，是白茅岭农场的分场。
（三）末了的路程
调去白云山农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倪柝声被调走，当时只有他一个人被调走。这是政府故意这样安排的，他也不会再受人照顾。就在同一天，倪柝声写信道：“兴涛：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姊寄家用）。你们态度要坚决明朗。我于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修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祝你好。述祖白”。
这是倪柝声写给同一位侄婿的第二封信，在他去世前只有四天。“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指明先前那封信是在枫树岭写的；“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指明倪柝声是死于安徽广德县的白云山农场；“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指明他是何等渴望得着释放，到他亲人那里。
但在这个时候，倪柝声也有一种预感，或许他不会再回来，或许再没有出狱的机会，他对吴友琦说：“友琦啊，你今后会出去的。你出去以后，要去找一个人，姓李，木子李，叫李常受。你告诉他，我没有放弃主，你把我这里的情形都告诉他。你看见他，就是看见我；他对你说的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叫他照顾你，他必定会对倪儆夫的儿子一样来照顾你的。”倪柝声绝对相信李常受这个人，时年吴友琦三十四岁。
白云山农场，也是白茅岭农场的分场，即”山下铺“，又叫”山下坡“。那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就是地势洼，倪柝声要去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山坳里，即分场下十四队“修养组”。十四队离枫树岭分场约十公里。从枫树岭到那里去，要沿着公路北上，到达与公路交叉的一条小路，然后再沿着小路往里走。
当倪柝声被送走时，是吴友琦亲自扶他上拖拉机的。那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连爬上拖拉机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最终艰难地上了拖拉机，车斗内放着一个小板凳，和他简单的行李。倪柝声就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驾驶员，双手死死抓住车斗两边，踏上他人生末了的路程。
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路程呢？一九二九年，他还年轻，才二十六、七岁，却受病魔折磨几乎要死。年初，他就经历了神的医治。在年底十二月时，因着先前发行的《基督徒报》上，强有力地暴露出公会偏离了圣经纯正的真理。那些人无法作什么，只有出版许多文字批评他的职事。紧接着，反对也跟上来了。他们都起来反对倪柝声；有隐密的反对，也有公开的反对。有些传道人在讲台上，甚至公开警告他们的会众不能接触他。于是，倪柝声在《复兴报》的“一封个人的信”里，表明了他对反对的态度，他写道：“亲爱的弟兄们，主的再来真是快了。我们应当忠心。往下我们也许要受更多的误会，更烈的反对，但这是命定的，我们应当忠心。弟兄们，请你们继续记念我，为我代祷，使我在诸般的危难中能以忠心站住，为神作美好的见证。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主要擦干你眼泪；听祂正用柔声说道：勿恐，勿馁，仍力前，因为也许明朝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
一九七二年的这一天，他已近七十岁了。他没有力气再去向谁表态和劝勉，也再无这样的机会。反对也罢，眼泪也罢，对他而言，都不重要了。他所能做的，唯有信，信神的应许。从前，有许多弟兄围着他，而今他是一个孤独垂暮的老人，孤单前行；从前他是斗志昂扬的，有许多美好的蓝图，而今他只盼望能落叶归根。当拖拉机向白云山农场一路颠簸时，他遥望着渐渐远去枫树岭——他曾呆过的地方，他心里清楚过去的都已过去，他也不会再回去了。虽然他面对的是过去，但是他内心告诉他，唯有基督是实际，他现在渴望的不仅是在灵里的安息，而且是肉身的安息。他更知道，他背后要去的地方，也许就是他在世最后的去处，那儿就是他旅程的终点。
在倪柝声到白云山农场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日，他写信道：“品大姨：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旧力促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纸短情长。祝你好。述祖白”。
这是倪柝声最后的一封信，他改变语音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姊来看他，并且把处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托她，这些似乎指明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而他临终前的每封书信中都没有提到主的名或神的名，这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作（信的寄发或收取都必须经过狱警检阅的）。
信基督而死
五月三十日夜至三十一日凌晨二时这段时间，倪柝声被主接去了，享受安息。他的最后一封信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到达上海，但写信的当天夜里他就去世了。六月一日，张品琤收到倪柝声病故的电报：“发报：广德；收报：上海；报文内容：你妹夫倪儆夫病亡山下铺。”
张品琤到上海后住在鲍贤玲的家里，那时倪柝声的四妹倪德诚的女儿张佩心和她丈夫吴磬也住在上海。接到电报后，他们三人就聚在鲍家商量如何料理后事。最后决定由吴磬和鲍贤玲的大女儿万小玲陪同大姨妈张品琤，带着那份电报尽快赶去农场。六月二日，他们坐长途汽车赶到广德，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午饭后就去买广德到白茅岭的汽车票，但班车已经客满，只剩下一个空位。同时因为他们不知道倪柝声所在的山下坡离公共汽车站有多远，所以决定让吴磬当天先去。万小玲和张品琤就在广德城里找旅馆住一宿，次日一早再搭第一班车去农场。
吴磬到达山下坡公车站已近傍晚，通过打听他最后到达十四队，那就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他向村长打听倪柝声的住处，结果发现房间已被上锁，不能进去。村长告诉他，他们那儿夜里不招待外人，他只能再回到山下坡农场队部去。
到了队部，天已经黑了，有一位姓陆的管教队长接见他。他把电报给队长看，然后说明他们有三人同来处理倪柝声的丧事，并说明其他两人迟点来的原因。他和陆队长交谈后，发现对方的态度相当客气。关于倪柝声死的当天情况，陆队长说：“五月三十日早晨九点钟，修养组的小组长还不见倪从卧房里出来，就叫人推开房门去看他。他们发现他仍然卧床未起，并且已经奄奄一息。于是立即叫队里的卫生员给他打强心针，卫生员看他病情严重，就叫了农场的拖拉机把他载到白茅岭总场的医院去。在那里给他打针、用药，抢救无效。于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时死亡。”
陆队长还对吴磬说：“看来他是自杀的，有绝命书为证。”吴问他：“什么绝命书？”他就拿出一张纸，是从练习薄上撕下的半页纸张，上面写着一些很大的字，笔迹秀丽，并无颤抖的现象。陆队长说，这张纸是在倪儆夫的枕头底下发现的。吴警看了确实是倪柝声的笔迹，内容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吴磬看后就对陆队长说：“这不是‘绝命书’，是他预知身体不好，不久人世了，但是他至死还坚信他所认知的基督。你们农场发来的电报不也是说他病亡吗？”陆队长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就说：“他为什么要‘信基督而死’呢？”特别是收拾倪柝声的房间时，看到倪柝声存有硝硫干片、地弋辛等许多药物，增加了陆队长对“信基督而死”这句话的误解。
陆队长又说：“因为天气炎热，没等你们来已经把他火化了。”吴磬看了那张纸，就把那几句话记在心里，以后又写在纸头上。当晚陆队长安排吴磬住招待所，第二天万小玲和张品琤赶到山下坡。陆队长又重复前一天对吴磬说的话，也给他们看那张“绝命书”（万小玲祷告主让她快速将纸上的内容背下来记在心里，但她后来写在纸上的，比吴磬所写的多一个“的”字）。最后张品铮问起倪柝声的遗物，陆队长说：“ 他的现金（指存在农场银行的存款）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因为倪儆夫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所以那笔钱就归国库了。”张品铮要求到倪柝声的房间去处理遗物，陆队长不让她去，只说倪儆夫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当晚陆队长又写便条给招待所的同志，为他们安排住宿。
六月四日，陆队长又写一张纸条让吴磬到农场“火葬场”去领取倪柝声的骨灰。火葬场在十四队的西北方向，因为离招待所大约有六里路，吴磬就让万小玲陪着年老的张品琤留在招待所，他自己一个人带着那张条子去火葬场。“火葬场”不过是农场用来烧窑的窑厂，它的任务是生产砖块及兼管火化尸体。
安详离世
吴磬找到那个负责火化尸体的农民。他姓茅，四十岁左右。他告诉吴磬说，他那里只管火化尸体，所有骨灰盒都存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吴磬特意问：“像不像自杀人的尸体？”那农民说：“他是安详过世的；我火化了很多尸体，可以认出自杀人的尸体，因为自杀的人的脸常是可怕的。但是那个人肯定不是自杀的。因为他脸的样子很安详、正常，人也是白白胖胖的。”我们很难想像，倪柝声死时还是“白白胖胖的”。
吴磬又走了半小时的路，才找到了那个存骨灰的房子，是一个瓦屋顶木板墙造成的简陋建筑，像仓库一样。里面有一排一排的架子，上面放着一、二百个骨灰盒。管事的人先给他看登记簿，但是他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倪儆夫”的名字，只有一个发音相似的名字“李均扶”。在那里每一个骨灰罐前面都放了一个四方的“丧葬证”纸片，上面记着死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和火化日期等基本资料。吴磬从火化日期和籍贯等方面确定这个李均扶，就是倪儆夫的误写，因为这是六月一日唯一火化的尸体。显然管理骨灰的农民因为知识水平的缘故，把倪柝声的名字全部写错了。至于在卡片上注明倪的死亡原因是“自杀” ，这显然也是他从陆队长那里听来的误解和误写。
吴磬一行取了骨灰后，就从白茅岭北上，途中转车返回上海。他们把倪柝声和张品蕙夫妇的骨灰放在吴磬家中一段时间后，就由他儿子把他们（倪夫妇骨灰盒）一并送到浙江海宁马兴涛处，埋葬在马家的桑田下面。一九八九年六月，徐恩秀（倪柝声四弟倪兴祖夫人）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将倪柝声夫妇的骨灰盒（原来是最简陋的木盒）换成黑色大理石的骨灰匣，于同年十月又把他们合葬在苏州的“花墩公墓东区”。
木匠的陈述
根据张鲁纯姊妹回忆：倪柝声故去的第二天，有一个木匠从山下铺调到枫树岭来做木工。他原来在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作，因犯错误来农场接受劳教。他来枫树岭也是想到女队为一个女场员介绍对象。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女场员是信教的（天主教徒）。木匠马上反应强烈地说：“还信！还信！我们那里有个信教的，真反动，他天天挨斗，在他死的前一天还挨斗！他家里很有钱，亲戚和子女都在国外。他跑过十几个国家，替他们作特务。他有很多药。死的时候，银行里还存着七千块钱呢！他不是这样，不信教，还不会死；他是信死的！”这一个木匠的说法，显明了当时劳改农场里倪柝声被塑造的影像，也说明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病故山下铺”。
（张鲁纯：她是枫树岭分场副业队女队的场员，曾参加过倪柝声在农场批斗的大会，对倪柝声有深刻的印象。）
（倪墓路线：花墩公墓东区，进门入口上台阶，18号左转，第六个墓位。）
倪柝声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启十四13）。他的肉身虽被监禁，但主所给他的信息，却无限量地广传到全世界。许多圣徒藉着他话语的供应，得了启示，而有属灵的看见；教会得以被建造，许多埋没在圣经中的真理都得恢复。倪柝声所著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再思》这两本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在欧、美甚为畅销，使许多人得着亮光，在属灵的生活上大有改变，并且因之回到地方教会合一的立场上，作美好的见证。
那个肉身的倪柝声，绝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至死持守着信仰，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乃是“信基督而死”，生时尽受凌辱和苦待，死时也是凄凉和悲惨，但是他的死，就像主耶稣被人所钉死；他死了，然而那蜕变的倪柝声，却让神得着完全的荣耀。李常受说：“倪兄虽眠，其言不息；儆夫虽去，柝声仍鸣；直等晨星出现，夜影消散。”
（埃辰，2019年5月下旬，烟台）
﹝资料来源﹞：
• 吴友琦弟兄的见证
• 吴秀良，《破壳飞腾——倪柝声的被囚和蜕变》
•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